文/严杰夫

即使你读不进菲利普·索莱尔斯的小说，也会喜欢上这个作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身上有种难以言说的诙谐：几乎所有见过索莱尔斯的人，都会对他在伽利马出版社那个拥挤的办公室印象深刻，他却对 “恶劣”的工作环境毫不在意，反而对伽利马充满了热爱；而索莱尔斯对时政、毫无顾忌的点评，也常常给他带来莫名的“厄运”，例如2012年他对法国前“第一女友”瓦莱丽·特里耶韦莱的批评，让他突然丢掉了一份专栏，他根本没想到投稿的这家媒体与瓦莱丽供职的媒体属于一家出版社；当然，还有他对中国文化看似盲目的热爱，也令他十分可爱——一份中国古画的赝品，在他眼里都如同稀世珍宝一样珍贵。最有趣的是，在中国，他的妻子——女性主义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比他要有名的多。

正是这个“诙谐”的索莱尔斯，谁会想到他曾与西方当代诸多文化大师均有过交集；谁又想到他的几部作品——《女人们》、《情色之花》等，用文字轻盈地穿插起西方文化独特的那一面；更没想到的是，也正是这位索莱尔斯，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被当时法国文坛的两位大佬——莫里亚克和阿拉贡，赞誉为“年轻作家中的领军人物”。看来，这个索莱尔斯一点都不简单，起码他是一个复杂有趣的人物，正像西方文学界对他的评论那样——他是一位富有争议的天才作家。

这样一位有趣的作家，自然每个人都有兴趣了解他的生平。有幸的是，索莱尔斯在前两年正好写了一本所谓的“回忆录”，他把它称为“一部真正的小说”。这部名为《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从他幼年时写起，其中包含了他的家族、成长、情感这些私人故事，也包含了他与法国当代诸多文人和知识分子交往的往事，穿插其中的还有他对过往的人和事的思考与评价。

就如同作者本身一样，我们也很难说清楚这本回忆录应该被归类于哪种题材。有些时候，它确实是一部回忆录；有些时候，则很像是一部“意识流”小说；有些时候，我们看它又像是一部文艺评论。不同的“样貌”拼凑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部绚烂多姿的“回忆录”。也因此，索莱尔斯才会自信地认为，尽管为了应对评论界的批评，他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却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先锋态度。

不过，在这部“回忆录”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法国的文化传统，为索莱尔斯提供了多么丰厚的遗产。正如上文提到的，尽管索莱尔斯的这部作品内容纷繁芜杂，但大致可以分成两条主线：私人的和公共的。私人的，无非是有关索莱尔斯的个人经历，这成为“回忆录”前半部分的主要内容。在这部分，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普鲁斯特徘徊其中的影子：为了逃学装病，与女仆的厮混，丑闻被发现后被流放到寄宿学校，还有年轻时与多个女人的风流韵事，索莱尔斯毫不避讳这些他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丑事”，反而将其看做是自己创作的灵感来源。在这一部分里，最像普鲁斯特的段落，还是作者回忆少年时代做“白日梦”的情景：“我经常谵妄，我做梦时知道自己在做梦……我探访自己的生命，这非常奇妙”。事实上，作者自己也承认在做“白日梦”方面与普鲁斯特有着某种共通性，他写道“这是哮喘的经验（普鲁斯特对此尤为熟悉）”。

在公共部分，索莱尔斯却从“意识流作家”摇身变为“公共知识分子”。在他的回忆里，我们可以寻找到几乎所有法国著名知识分子的影子：他像托尼·朱特一样提醒我们不要遗忘20世纪；他也像路易·费迪南·塞利纳那样迷恋法语的魅力；当然，还有如同上世纪60年代的多数法国知识分子那样，索莱尔斯对毛泽东和他的革命也充满好奇，因此他在1974年亲身来到了尚未敞开大门的中国。更重要的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索莱尔斯身上还有更遥远的“圣贤们”的影子——伏尔泰、圣·西门。特别是后者，索莱尔斯写道，“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他的一些犹豫因子”。正是这位圣·西门也写过一本《回忆录》，或许就是《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诞生的引子，因为索莱尔斯说，“他（圣·西门）的《回忆录》比所有小说都更好”。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索莱尔斯谈论中国的部分自然会让人饶有兴趣。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不要过早地感到欣慰，在欧亚大陆的彼端终于有个作家能同情地理解中国文化的优越。事实上，索莱尔斯心中的那个“中国”，肯定不是你我所认识的这个“中国”，那是一个已经“索莱尔斯化”的“中国”。索莱尔斯在《情色之花》里曾写过，“在中国，兰花代指妓女”，这样的观点或许会令大部分中国人瞠目结舌。不过，这并不妨碍和消减作者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在《回忆录》里，我们常常看到索莱尔斯对《孙子兵法》、《庄子》、《论语》等中国经典的引用，就如同他对《圣经》的引用。

或许，索莱尔斯十分清楚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存在某种“扭曲”，就如同他对教皇的支持，也是出于特定的背景，而不同于一般的信徒。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评论者看来，索莱尔斯的立场和观点常常“摇摆不定”。因为，对于索莱尔斯来说，观点和立场的“左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是否能够帮助我们诠释当下的现实世界。

所以，索莱尔斯并不向往成为正确而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通”，而是想成为，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如利玛窦一样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在索莱尔斯的世界里，没有纯粹的法国文化，也没有纯粹的中国文化，他只期望两种古老的文化能够融合。也是基于此，他才希望，有一天在中国能有一位他的“灵魂对应者”。这正是《回忆录》里真正想写的那个“索莱尔斯”，一个不单纯属于任何国家的“异乡人”。正如他那位著名的妻子所说，“作家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异类，一个最令人愤慨的外国人。”这句话放在索莱尔斯身上恰恰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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