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回，我们错过了这个地方……”。朱幼棣先生在《后望书》里以这样一句话开头，为他多年的写作奠定了一个基调。“后望”一词，包含着回顾、反省的意思在里面。而 “错过”分明也就是朱先生不断地“后望”后生出的感慨和叹息。

或许，许多人在刚刚接触到《后望书》时，产生的第一印象会是：这不是又一部“文化苦旅”吗？但当你真的随着朱先生的文字去“后望”时就会发现，与那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苦旅”不同，朱先生的“苦”带有一种“切肤之痛”，这种“痛”不仅包含了对历史所造成的沧海桑田的感慨，更包含了过去几十年里由于人们的无知和自大而造成的历史的湮灭、传统的消亡，以及社会发展生出的种种问题。

“后望”历史，实则是为了警醒当下

详细品味朱先生的文章，我们会发现，他笔下的故事和记忆，不仅是为了勾起人们对历史的回忆，更是为了让我们关注当下。

在《后望书》里，作者迈出的“每一步”可以说都指向了现代中国发展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例如，《三门峡：无水的淹没》反思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里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大、快、高”的话；《北京的“脸盘”与根》反思的则是当代中国城市规划过程中只顾追逐利益，却粗鲁地抹杀了传统和历史；而《欧风美雨荡涤下的中国城镇》则根本是在抨击城市化大提速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建筑只会粗鄙地抄袭海外风格，却丧失了特色和个性。

值得注意的是，书里提及的诸如三门峡工程、北京城市规划、“南水北调”等，大多都是人们印象里的“国家重大工程”。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工程代表了“国家形象”，但作者却丝毫没有顾忌“国家面子”，而继续质疑这些工程的经济性和有效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恐怕就是“南水北调”。

直到今天，“南水北调”在国家层面仍被看作是“战略性工程”。就在我写作此文的2016年12月12日，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在中线工程通水两周年、东线通水三周年时，仍在通过各大媒体宣传工程的社会经济效益。在官方发布的通稿里，南水北调被誉为现代水利工程的壮举，“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以来，已惠及8700万人，在保障用水、修复生态、抗旱排涝等方面取得了综合效益” 。

然而，在朱先生著于近10年前的《后望书》里，就已经质疑过包括“南水北调”在内的建国以来实施的一系列调水工程：“抛开计划经济国家不计成本，工程刚动工沿线城市自来水价格就全面上涨、‘接轨’等政策性因素，单从经济技术方面分析，引黄济青（山东省在上世纪80年代末建设的将黄河水引向青岛的水利工程）与海水淡化的成本相差无几，工程算不上‘效益显著’”。

除去引黄济青工程，在《大调水：用什么维系国家与民族的血脉》一文中，朱先生也是靠着这样的成本和收益计算来审视“南水北调”的。正是基于此，朱先生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相关规划斥为“恶搞”。在文章最后，朱先生更是振聋发聩地提醒道：“南水北调西线工程难以建立投入产出和良性运行的调水机制，将会使国家和西北地区的发展增加长期重担，甚至成为一个财政黑洞”。或许，正是因为朱先生这样的专家的质疑，西线工程的规划直到今天仍然在论证过程中。

“后望”，是为知识分子心灵的自救

朱先生“借古喻今”的写作手法，到了《回望奉节》中达到巅峰。在这篇文章里，朱先生通篇都在叙述奉节这座古城的历史，他提到白帝城，提到杜甫，提到刘禹锡，提到苏轼……却始终未提到现代的奉节城。直到最后一节，他才笔锋一转，写到三峡工程蓄水前的奉节。就这样，奉节在被淹没前，永远被朱先生“封存”在文字的“琥珀”中，就像被火山灰掩埋的庞贝古城，也像是地震刹那指针永远停住的汶川县城里的那座钟。

“因为壮阔的风景，因为经典的风景，因为深邃的风景，已经如烟如水，如风如土”，所以，“奉节，已无法回望”。这样的情状与当年报章间有关三峡库区“清障”的“英雄业绩”的报道，似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如果说，在《后望书》里，朱先生对现实的质疑和反思还是委婉的话，那么在此后出版的《怅望山河》中，朱先生对现实社会问题批判的笔锋就更加“犀利”了。

汶川地震的发生，也让地震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大话题。地震为什么会发生？地震能否被预报？人的行为是否会引发地震？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经历了大地震的人们都急迫想要寻找到答案。朱先生正是想要借助这一契机，通过结合历史和现实，给人们上一堂 “科普课”，于是他便书就了《怅望山河》。

在《怅望山河》里，朱先生不仅引用李四光的观点澄清了“地震无法预报”的认识误区，还详细解读了汶川地震等地质灾害造成重大损失的原因。实际上，朱先生就是想要指出，灾害造成损失的背后往往还是人为因素多于自然因素。对相关预报和警示信息的忽略、各级政府在宏观决策方面的犹疑、不恰当的水利工程和其他人类活动，这些因素的累积最终导致了自然灾害给社会经济带来重大创伤，

在《怅望山河》的后记里，朱先生写道：“这些年来，怅望山河，我们已经失去得太多，而且这种破坏性的开发利用至今仍在继续”。书写至此，这段文字和《后望书》的开头互为映衬，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朱先生一路走来的历史“后望”，也能看到他对现实的忧虑和警醒。正如他自己说到：“拒绝盲从，独立思考，以期有新的见解，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心灵的自救”。

成为知识分子，而不是 “知道分子”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朱先生尽管著作了数本分量厚重的著作，但与许多所谓的“公知”相比，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网红”。也因此，我与朱先生的相识相交也颇显周折。

 2013年，朱先生的《怅望山河》一书出版，我受出版社邀约为其写了一篇书评。文章刊发后，朱先生的妻子翟永存先生通过网络发来感谢。在与翟先生的交流下，我才获悉，朱先生在网络上的“公共关系”可以说完全是她在维护。

 而承蒙两位先生的错爱，我因着一篇书评被他们视为“知己”。在此后几年里，我与朱先生也就开始有了一些淡淡地交流。因此，我对朱先生晚年的写作动向一直都保持着关注。此后，翟先生在朱先生新作出版后，大多会给我寄上一本，但或许是由于快递的原因，好几本我都没有收到，而最终遗憾地与朱先生部分晚年作品“擦肩而过”。但未曾想到，我最后收到的第四版《后望书》，尽然会成为朱先生的“绝唱”。

2015年6月3日，翟先生通过微博向我传来噩耗：朱先生因为突发疾病不幸离世。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十分震惊。对我个人来说，朱先生的离去意味着我失去了一位老师、一位朋友；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则是失去了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

 与今天的“网红”和“大V”不同，朱先生一生的著述中，既包含了他早年在从事地质工作过程中积累的专业知识，也有后来借着记者职业而拥有的“现场体验”，更有他再后来在政府机构、国家智库任职时所进行的顶层思考。于是，他的文字的确是在关注当下，却又不是在哗众取宠，他的文章确实能引起读者的感情共鸣，却又不乏科学和理性的思考。

 在网络信息纷纷扰扰的今天，如朱先生般恪守传统知识分子精神的作者恐怕已经成为“少数群体”，但也正是有着朱先生这样的作者，读者才会继续留存着对知识的渴望和文字的信任。正如朱先生在《怅望山河》里写道：“知识不只是记叙发生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创造过什么辉煌业绩的乐章，也不是记录叹如烟往事的‘断简残篇’、野史笔记。知识首先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一种整体把握和判断，还有，作为后来者对历史进程的科学理解和解读”。

 读到此处，我对朱先生的离去感到痛惜的同时，却又生出一份感动和幸运。在我心里，《后望书》、《怅望山河》等朱先生的著作，也就变成为他“赠”给我的那首“赐汪伦”，时刻提醒着我，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所应有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