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世纪交替之际，当人们都在充满期待地奔向新世纪时，一位92岁的德国老人却悄然离世。这位老人名叫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哈夫纳1907年生于柏林，1999年在柏林去世，但他在二战期间却一直都在英国流亡，直到1954年才重新回到德国。哈夫纳的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德国的分裂，以及1990年10月德国的重新统一。因此，他也被视为20世纪德国历史的重要见证者。

 

 

然而那个时候，并没有太多人驻足停留下来，对这位老人表示过多的怀念，就如同他们对待20世纪的态度一样。这种现象也被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所注意到。朱特发现，即将走出20世纪的人们，过于急着将20世纪丢弃，急着将“它的各种争端、各种理论教条、各种理想、各种恐惧在记忆里悄悄地抹去”（《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于是，朱特好意提醒我们，这样的“遗忘”无益于我们去拥抱一个更好的新时代，却只能让我们依旧陷在“人类翻过现代史这一页的努力的失败”之中。进一步的，朱特指出，必须承认，我们对20世纪的误解却是多方面的。而这种误解中，或许就包括对德国这个国家及其历史的认识。

 

毫无疑问，德国对于20世纪的历史来说，怎么看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国家。可以说，20世纪发生的绝大多数重大历史事件，都与德国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但却很少有人能够冷静而准确的理解这样的一种关系。在多数人的印象里，这个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接连犯下的罪行，与其历史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正如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在他那部传播甚广的巨作《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写道的：“希特勒的思想和情绪，支配他狂热的脑子的一切错乱神经，在德国历史和思想中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事实上，不过是德国历史的合乎逻辑的延续。”

 

但是否真的是德国历史及与其有关的那些传说，应该为人类在20世纪所遭遇的巨大创伤负责任？纳粹主义的疯狂和好战，是否早就在普鲁士时期就已“埋下伏笔”？对于这些问题，曾经处在“历史的风暴中心”的哈夫纳显然并不认为。在他看来，历史的真相并没有这么简单。

 

哈夫纳一生的著述大多都与德国有关。在1940年流亡英国期间，哈夫纳出版了《德国：杰克尔与海特》一书，向英国民众解析德意志民族追随希特勒的原因。二战结束后，哈夫纳又出版了历史著作《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七大致命过失》。至1978年，哈夫纳又出版了《解读希特勒》，这部作品成为德国最为畅销的希特勒读物。晚年，他还出版了《不含传说的普鲁士》、《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后者更被看成是哈夫纳对德国近现代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最后总结。更令人感叹的是，在哈夫纳去世后的2000年，他在1940年前后创作的叙述自己青少年时代经历的自传《一个德国人的故事》也被整理出版，在这本书里，哈夫纳用一个少年的视角展现了从魏玛共和国到希特勒上台间的这段诡异历史。

 

 

尽管，哈夫纳并非是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他在一些作品中的观点也常遭到专业历史学家的质疑。但是，他那法学专业背景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历史的视角。这种视角理性却不失个人化，在冷静中又不乏浪漫。用哈夫纳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典型“普鲁士清教徒主义”式的观念——这种观念强调严谨、尊严、节欲、责任与忠诚，同时还强调献身，是流行于18至19世纪的实用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混合体。

 

这种文字风格在《一个德国人的故事》里最为明显。在这部作品里，哈夫纳的笔触所及之处不仅是在描摹1930年代初德国社会所发生的剧变，同时也深入展现了那个年代普通德国人的私人生活和内心所受到的冲击。哈夫纳这些私人化的记述并非是出于个人旨趣。事实上，他认为，“德国内部所进行的战斗，就发生在最私人化的领域之内。根据一个人的行为模式，便可以观察出这种政治斗争的迹象”，而未来世界大战的各次战役的胜负，即已经在这些“私人战斗”中被决定了。因此，哈夫纳认为，这些看似个人色彩浓重、极其普通的故事，却道出了真正的历史，甚至还点出了未来。

 

最有意思的是，哈夫纳在书中记录了自己在参加国家中级文官考试（相当于我们的公务员考试或司法资格考试）前参加 “候补文官团体生活营”内训练的一段往事。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训练营的目的就是为将纳粹思想灌输给“国家准公务员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包括作者在内的多数参训者内心似乎都有一种抵抗，起码大多仍然保持了自己的想法。但在营区生活即将结束时，作者才意识到“每个人的自我打从一开始便完全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借助于这段特殊的经历，哈夫纳发现，正是这种所谓的“同志般的团体生活”让许多德国人在拥有幸福的假象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意识而成为“完全任人摆布、惟命是从”的人。哈夫纳强调，这种“同志般的团体生活”和酒精一样，可为必须生活在非人性条件下的人带来很大的慰藉与助益。所以，“同志般的团体生活”就是纳粹为普通德国人提供的鸦片和毒品，让整个德意志民族堕落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一个德国人的故事》最后，哈夫纳大篇幅地分析了这种“同志般的团体生活”。可以想见，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利用这样的观念来为德国人洗脑，诚然有着深远的历史因素在作祟，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一工具所发挥的效用，是在纳粹挤压私人空间并持续给社会成员的心理产生冲击的情况下而实现的。也就是说，纳粹剥离了普鲁士精神中原本的浪漫主义部分，而仅仅给人们剩下了机械和冷酷。

 

反观普鲁士，哈夫纳表示，它整体看来虽然总像是一架没有人性、既残酷又贪婪的机器，可是若把它拆开来看，也就是实地过去拜访，并与普鲁士人和德国人个别“私底下”进行接触的话，却往往会产生不一样的印象。很显然，我们无法将普鲁士和德意志简单地划上等号，尤其是在普鲁士与纳粹德国之间。在哈夫纳的心目中，前者是 “相当人性化、不具伤害性”的榜样，后者则是一个残暴的怪兽。

 

那么如何去准确地看待普鲁士精神以及普鲁士的历史。这也正是哈夫纳的另一部作品——《不含传说的普鲁士》所想要表达的主题。而想要准确理解这个主题，最重要的就是给普鲁士的历史“祛魅”。哈夫纳指出，普鲁士的历史从来没有那么多传说。

 

可以说，在历史的最初，也就是普鲁士的建国就不曾存在 “传说”，而更像是历史阴差阳错的“产物”：“普鲁士国家成形时的“偶然性”、“随意性”，以及颇为欠缺的“可说服性”……就某种意义而言，普鲁士不见得有存在的必要，它未必应该在那里” 。而在崛起过程中，普鲁士也从未出现过我们通常认为的那种“传奇英雄”：“大选侯”腓特烈·威廉一生都在斗争却始终徒劳无功；他的儿子腓特烈一世虽然成为普鲁士第一位国王，但从未有过战功；而 “士兵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所实现的，也不过是建立了一支国家军队；即使是著名的腓特烈大帝，哈夫纳也将其成功看成是一种幸运——“腓特烈所打过的仗，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战略上的即兴之作，而且往往是孤注一掷”。

 

 

看上去，普鲁士的崛起道路乏善可陈。但普鲁士君主务实的观念，再加上他们坚韧的品质，却带领这个国家获得了成功。哈夫纳指出，令普鲁士获得成功的治国理念并没任何独辟蹊径之处，反而是迎合了当时世界的潮流，只是因为普鲁士在执行这些理念的过程中最为坚决和彻底，并将其效用发挥到了极致。

 

但我们却不能简单地将普鲁士看作是一个机械运作的国家，它同时也有某种吸引人的灵魂：“十八世纪的普鲁士既进步又好战，而且思想自由，是一个“启蒙运动时期的国度”；而拿破仑时代至俾斯麦时代之间的普鲁士则反动、和平、强调基督教义，是一个“浪漫主义时代的国度”。历史赋予这个国家的色彩和性格是丰富和多维的。正因此，这个普鲁士“观赏起来十分奇妙……就如同一首完美谱出的赋格曲，或者一阙不断展开的奏鸣曲，甚或早期工业化时代的一架灵巧器械”。

 

然而，普鲁士的结局却是一出悲剧。在19世纪末期开始席卷全欧洲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普鲁士被“自己人”亲手“送进了坟墓”。作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普鲁士至早在腓特烈大帝建立德意志帝国（1871年1月18日）的同时就 “消逝”了。威廉一世国王最早意识到这点，所以他才会在被拥立为德意志皇帝的前一天，流着泪说道：“明天是我一生中最不快乐的一天。我们会把普鲁士的王位抬进坟墓”。 此后，德皇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更是将普鲁士的历史痕迹抹得一干二净。在这样的意义上，普鲁士与德意志在内涵上就有了一道深深的沟壑。

 

理解了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分界线”，我们自然也就能理解，哈夫纳为何会对大多数人所持的这种论调嗤之以鼻：希特勒的帝国乃“普鲁士传统之延续”，希特勒则是“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的传人”。那么，如果普鲁士和德意志之间并非是简单的传承关系，它们又是如何在历史上实现“对接”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哈夫纳在《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中似乎给出了答案。

 

在这部作品的开头，哈夫纳进一步深入地讨论了俾斯麦的普鲁士和希特勒的德意志间的区别：“德意志国”既可以是“普鲁士在最大范围内所能支配的德国”，或者也可以是“德国在最大范围内所能支配的欧洲或世界”，前者是俾斯麦的见解，后者则是希特勒的诠释。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能立刻领会，导致希特勒出现的原因不在于德意志的历史上有过俾斯麦，却恰恰在于德意志在历史上抛弃了俾斯麦，和他那保守主义与现实主义浓郁的欧洲大陆均势政策。

 

俾斯麦的思想被德国人所抛弃后，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加速迈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随之又将其“危险的列车”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继续开去。哈夫纳观察到，威廉二世之后的德国，在外交政策思想上重复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在自己刚开始变得强大——或者看似即将强大之际——对时局过于乐观，以致认为凡事都将如此直线发展下去，但主事者从未考虑到形势或许将急转直下。

 

于是，威廉二世甫一上台，就摧毁了俾斯麦一手缔造的欧洲和平体系，并最终带来了第一世界大战。而威廉二世在一战期间，与他的将领一起策划的“施里芬计划”，也直接导致了德国的战败并背负了沉重的赔款，并未此后的德国危机埋下伏笔。更值得注意的是，威廉二世所演绎的“疯狂”中，已闪现出后来希特勒的影子。只是，作为“后来者”的希特勒较之威廉二世有过之而无不及，并更加淋漓尽致地演绎了这种“疯狂”，最终将德国带入进无尽的深渊中。 

 

 

在这些有关的德国历史作品中，哈夫纳不仅依靠自己的经历和体验，也通过理性的观察和反思，重现了德国人如何崛起，又如何20世纪上半叶突然冲向“灭亡”的。这种历史的“重现”，既展现了哈夫纳对历史细节的敏锐感和洞察力，也彰显出他内在浓重的悲观主义倾向。

 

正是因为这种悲观主义，哈夫纳在德国分裂之后始终都未对统一抱有希望，他曾坚决宣称，两德统一“连理论上的可能性都没有”。当然，此后的历史走向证明了这一“预测”是完全错误，哈夫纳对此也坦然承认，并将其看为“一辈子出的最大的洋相”。

 

不过，他在1990年为《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一书做跋时却依旧在提醒后人：“德意志国是否换了一个名称之后，又重新回到我们的身旁？”这个“当头棒喝”与其说是一个历史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法律问题”。今天的德国，当然不会是希特勒时代的“第三帝国”，显然也不会是威廉二世时代的“第二帝国”，当然也不会是魏玛时代的“德意志国”。 不止于此，哈夫纳还强调，“德国的重新统一根本尚未完成。那暂时只不过是纯粹形式上的结合，将一个富裕的政体与一个刚在1990年陷入大规模失业的贫穷政体拼凑起来。”

有意思的是，今天来看，哈夫纳当时提出的这一“德国问题”，在今天早已超越了8000万德国人的头顶上方，更是笼罩了5亿欧洲人。哈夫纳的“德国问题”早已变成了“欧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