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什么理由支撑着南宋的统治者坚信，他们终有一天会从江南淫靡的杭州城，回到那黄河边的煌煌开封府。在他们的内心中，杭州城似乎从未真正成为实质意义上的首都，“行在”的称号即表明了这座城市永远只不过是用来度假的休闲城市，所以或者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南宋一朝是一个纸醉金迷的时期。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即使当北方战火缭绕的时候，偏安于江南的杭州城依然处处歌舞升平，城市文明就这样在中国历史上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

 

从秦帝国开始，在中国，城市的功能在军事上远胜于其它方面，在一个一向以农业为基础的大帝国内部，城市内部的商业文化和市民文化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并不难理解。它们不过是农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获得一定的延展空间。但从宋代开始，由于战局的连绵不断，中央政府专制统治的力度大幅削弱，维系上层社会荣耀和奢靡的资源，难以从以往的传统税收制度中获得，于是商业文明，甚至包括海外贸易都成为必要的上层统治集团重要的收入来源。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下称《蒙》）中写道，“中国从12世纪初就开始日趋贫困，甚至国际贸易上存在逆差，而一小部分人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正式这种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谓的“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谢和耐在《蒙》中从中国传统的“衣、食、住”三方面进行了详细地描绘。

 

如“衣”，抛开社会等级的限制，当时的杭州城内，“上好的衣服都是用丝制成的，而在某些特殊的场合，则用金花织锦缎做成”；即使在鞋、帽等辅助性衣着方面，南宋时期城市上流社会所流行的种类数量繁多，或者并不亚于当今的上海——“在杭州可以发现形形色色的鞋……没有人赤脚走路……即使很穷的人也要穿鞋戴帽，齐齐整整”——俨然是三十年代旧上海的做派！

 

再来看看“食”。当时的杭州城，除去最重要的两类菜系——江浙菜和开封菜以外，各类地方风味的餐馆也都可以找到，而菜品的庞杂和精致也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境地。谢和耐引用了《武林纪事》中的一个例子：“一次盛大的宴会，席间有200多种菜肴，其中的41道菜用到的材料有鱼、虾、蜗牛、猪肉、鹅、鸭、羊肉和鸽肉，烹调手法则有煎、烤、炸、煮等。另有42道菜为水果和蜜饯、20道菜为蔬菜、9道菜为用各种材料熬成的不同粥品，还有17种饮料、19种糕点、59种点心。”从这里看出，曹公雪芹在《红楼梦》描绘地繁复地无以复加的各类菜品，并非杜撰和想像，而十分写实，因为远在曹公生活的时代的500年前，那些在现代人的眼中都精致奢靡的菜肴，就已经是上流社会十分普遍的饮食了。

 

 

而说到“住”，其实凡是去过苏州沧浪亭的朋友，应该对宋代上层居住的建筑和庭院有直观的印象，而谢和耐在《蒙》中对中式庭院的赞叹和惊讶，恐怕和所有钦佩东方建筑艺术的西方学者无异。但在《蒙》中所提到的杭州城内商铺建筑，所体现出的商业化的细节，令我感到有趣：“店铺、食店和小作坊均设在一楼。这种迎大街开屋门的房子，无疑是中国南方的典型样式，它赋予杭州一种友好可亲的气氛。这与唐代首都长安的情况迥然不同，那里的房屋都是自我封闭式的”。这种建筑样式的背后，是商业元素在城市文明自然生发出来的，谙和于城市生活的实际需要。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描述：“孩子们在街头空间嬉戏玩耍，相识的人在街边店铺前散步聊天，街坊们在上班途中互相点头致意……”，这种景象不就是当年杭州城街头图景的西方版么？

 

看完《蒙》，我们或许会被谢和耐呈现出的这些细节中惊讶，惊讶于古中国尽然也曾经诞生过如此高度商业化的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当时的杭州市民，不光是在衣食住方面，即使在洗浴、化妆等生活的细节方面，都不输给今天那些生活在上海、北京这类大都市，每天进出高档写字楼的OL们。但，我们在阅读和惊讶的过程中，不能忘记，这样繁华和精致到极致的都市即将要埋葬在北方蛮族的铁骑之下。在夜夜笙歌、朝朝宴饮中，中华文明就这样募然地转向了另一个方向。谢和耐在序言中评论道，“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毁坏”。

 

任何历史专业人士都知道，历史是无法被假设的，可是读完《蒙》这本书，我仍然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业余地想要知道，假如当年临安城所孕育和拥有的城市文明能得到延续，那么现代的中国城市、城市中OL们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而南宋的临安城，21世纪的摩登上海，究竟谁比谁更时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