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比起战争带来的文明碰撞，我相信，大多数人更愿选择以和平的方式，让不同国度的人能享受到不同文明创造的进步。只是，熟悉历史的人或许了解，基督教传教史不是一部完全平和的历史：从最开始犹太人和罗马帝国的被压迫，到君士坦丁堡时代后对异教徒的压迫，更不用提自11世纪末开始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其中无一不充斥着野蛮和暴力。这种暴力阴影一直延续到了西方教会与东方帝国早期的“亲密接触”——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在华传教史。 

明朝晚期，耶稣会士刚进入中国的时候，西方教会并没有坚决考虑用和平方式，来打开传教大门。我们最熟悉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抵达澳门的那一年——1582年，另一位西班牙籍耶稣会士阿隆索·桑切斯也来到了澳门，他就认为，“劝化中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借重武力”。事实上，这种观点在当时的西方教会中并不罕见。出人意料的是，从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范礼安开始，到他的同胞利玛窦，再到此后的汤若望，他们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用古老的平和的“文化适应”方法来宣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勇气。由于这些智慧和勇气，他们被后世看作是“巨人”。现代耶稣会士、美国基督教史专家乔治·H.邓恩在《一代巨人》中，为我们讲述的就是这些“巨人”的故事。 

在邓恩看来，范礼安、利玛窦等人之所以选择抛弃傲慢的“欧洲人主义”和简单粗暴的手段来打开中国的传教大门，在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洞察。邓恩写道，在1577年来到澳门以后，范礼安在9个月的时间里，“通过观察和询问就对中国人产生了崇高的敬意”。利玛窦则更进一步，他在1592年自澳门来到广东肇庆后，就一直致力于“掌握中国的语言，了解中国人的风俗和心理习惯，增进与中国人的友好联系”。于是，在有意和无意之间，利玛窦以及他的继承者们，在传教的同时也打开了16世纪-17世纪一段漫长的也是激动人心的东西方交流乐章。 

我们今天再回顾这段历史时，总是习惯于过多地将目光停留在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带来工具性的科技交流之上，却甚少关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华传道期间，中西文化在宗教、思想等更深层次方面的交流。事实上，正是有了这种深层的交流，才令“利玛窦们”采取的“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获得成功。邓恩在《一代巨人》中记录道，从范礼安开始，这些耶稣会士们就注意到，天主教“要回归到最初的、发生潜在作用的角色，悄悄进入中国文化的躯体，并尽力使之发生内在变化”；利玛窦也同样认为，“如果天主教想要深入地进入到中国的生活，就必须从儒家学说中寻找一些接触点”。 

由此，我们就不能仅仅将“利玛窦们”看作是日本幕府聘请的沙艾尔格兰，或者是近代盛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他们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数学、天文等科学常识或军事技术，而且还有哲学上的观念冲击。看看利玛窦交往的群体：李贽、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些名字代表的是明帝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精英的人物。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与东方古老帝国的知识分子们之间的“火花”，可以算是继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唐玄宗时代万国来朝之后，又一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高峰。而且与此前两次不同的是，此时的欧洲已经经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西方文化将人类文明带到了新的高度。它也就拥有这样的能力，为古老并且已显出衰老迹象的东方文化，提供新的发展可能。与利玛窦有着密切交往的李贽，这个儒家的“叛逆者”就不用说了，谁又能说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生出的反抗专制皇权的思想，没有受过耶稣会士们的影响。 

当然，还有一些有趣的历史细节不容忽视。如果邓恩在《一代巨人》中的文献考证是准确的，那么崇祯皇帝就有过让军队向西方学习的考量，西方军队出现的可能要比晚清早的多；另外，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红夷大炮”，也延缓了东西方军事上差距拉大的速度，从而令东方第一次遭受西方的军事羞辱迟至19世纪中叶，而不是发生1661年的热兰遮。 

邓恩将范礼安、利玛窦、龙华民、金尼阁、汤若望、南怀仁……这些“摩肩接踵”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称为“一代巨人”，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传道角度评价；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耶稣会士带来的东西方文明间的和平碰撞，也令他们足以配得上这个称号。正如《一代巨人》最后所说，“这为数不多的一伙人，几乎以他们所创建的中国与欧洲的思想联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自那以后的世界”。 

《新约圣经》里写道，耶稣在复活后告诫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利玛窦们正是带着这种信念，重新拾起了初期教会曾倚重的传道方法，并意外辟出了一条文化交流的通衢。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一代巨人》讲述的是，保罗进入罗马的故事在一千多年后的东方再度重演，但对于更多世俗的人来说，邓恩则是将历史作为现实的镜鉴：用同情和理解之心来看待各种文明间的差异，才能在不同文明间建立起真正的桥梁。

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请帮忙在“朋友圈”转发，并推荐“严杰夫的约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