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1978年，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年轻讲师麦克法兰，在他的新作《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the Family, 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中，颠覆了历史学界盘桓许久的一些观念。在这本研究英格兰历史上的“占有性个人主义”现象的著作中，麦克法兰向经由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韦伯确立起的主流历史认知架构——资本主义是由封建主义过渡而来——发起了挑战。在对英格兰前工业化时代的历史研究中，麦克法兰偶然发现，“两位马克思”奠定的架构无法解释许多现象，特别是他发现，英格兰个人主义的兴起并非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在13世纪甚至更早，英格兰就已经有了发达的“个人主义所有权”观念。这么来看，英格兰从来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们”所定义的那种农民社会，而所谓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也更是无从谈起。于是，麦克法兰认定，历史学界长久以来服膺着的那座“约柜”是不可靠的。

这些极具冲击性的观点一径提出，便令麦克法兰遭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即使他的理论框架已经获得首肯的今天，其中的某些观点仍被称认为具有“片面的深刻”（刘北成语）。但30多年来，麦克法兰始终坚持自己的理论，并借此在现代性议题上打开了一片新世界。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的序言中，麦克法兰把自己的研究比作“一次探险的开端”。于是，在此后的“探险”中，麦克法兰收获了《资本主义的文化》、《为了和平的也蛮战争》、《现代世界之谜》、《现代世界的诞生》等诸多硕果，它们都是接续着《英国个人主义起源》的脚步而在前行。2011年3月，麦克法兰接受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邀请，作为“王国维纪念讲座”学者，发表了题为“现代世界的诞生”的系列演讲。一年之后，麦克法兰在演讲的基础上写成了《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成为这场长达30多年的“探险”抵达的最新一站，或者可以说是“终点站”。麦克法兰表示，《现代世界的诞生》正是对他毕生学术思考的一份总结。

麦克法兰在他的“中土之旅”中，曾到过欧洲大陆、美国、澳洲、尼泊尔、印度、日本和中国。经过对这些文化圈的观察和比较，麦克法兰在《现代世界的诞生》这本集大成之作中回到了自己的“夏尔”。在书中，麦克法兰面向英格兰的现代化转型，拉开了一个庞大的架构，这个架构涵盖了“战争贸易、现代技术、物质生活、种姓和阶级、文化、公民社会、法律、教育、宗教、民族性”等洋洋大观十几个方面，勾勒出了一条英格兰的现代化之路。借此，他试图廓清“现代性”上最重要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现代世界起源于何处；第二，什么是现代性，或者说现代社会具有什么特征。

关于第一个问题，由于英格兰“曾是世界上惟一‘逃离’了农耕桎梏的国家”，因此毫无疑问 “英格兰的奇迹”正是造就 “现代世界”的源头。到19世纪中叶，以英国领衔的还包括了荷兰、美国的“窄带”，开始将“新结构的许多元素”向西方世界扩散，欧洲部分于是在19世纪完成了转型。到了20世纪以后，改革浪潮开始冲击亚洲。接下来的历史进程大多数人就都耳熟能详了。尤其是到冷战末期，表面上和平的世界局势为更多的新兴国家造就了工业化的外部环境，从日本的重新崛起到“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再到20世纪末的中国经济起飞及至于金砖四国的异军突起，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都参与到了“现代化”进程中，成为“旧制度”的“逃离者”。

历史事实让麦克法兰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十分肯定。但是对于第二个问题，却需要首先对“现代社会”给出一个定义。在麦克法兰看来，“现代社会”和非现代社会千百年来都一直并存于世，15世纪的佛罗伦萨、17世纪的荷兰、很多个世纪的英国，皆为“现代社会”。而与此相对，18世纪的法国、今日的朝鲜，则都属于旧制度。借助这种比较学的方法，麦克法兰将旧制度与“现代社会”做了一个划分。他认为，所谓旧制度就是“将生活中互不相干的领域混成一锅粥”；而“现代社会”却对不同领域进行了深入划分，致使“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能够提供一种基础性原则”，正如托克维尔在提到美国民主时所说，那是“一种有分寸的宗教，一种有节制的家庭，一种有限制的政治权力，一种有界限的经济”。

在这样的基础上，麦克法兰总结出了以英格兰为原型（或者为源头）的“现代社会”的特征。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中，麦克法兰曾对这些特征做过初步描摹，他借用亚当·斯密的结论说，“现代社会”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和平、便利的税收，以及适度的司法。而到了《现代世界的诞生》中，麦克法兰进一步指出，对于一个“现代社会”而言，斯密的三要素固然不可或缺，但还有其他很多因素也必不可缺，譬如科学、政治、宗教、公民社会等等。到这里，我们终于清楚，前述提及的那个庞大架构正是指出了英格兰式的现代世界所拥有的基本要素。在这十几个要素中，“公民社会”尤其值得注意。麦克法兰认为，现代性的关键是消除三种传统的强制合作手段——亲属关系、绝对主义国家、绝对主义教会。为了做到这一点，人们需要学会的就不仅仅是分工，而且需要成立各种各样的“人造”团体。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之后的研究中，麦克法兰逐渐认识到 “人造”团体的作用，“他们构成了英国社会结构的基石”。所以，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中文版问世之际，麦克法兰在回忆和补新这部作品时指出，个人主义之所以能够“自由地飘荡在市场体系中”，还须归功于“公民社会”。而到了《现代世界的诞生》中，麦克法兰再度强调，“若不考虑公民社会的作用，就无法理解现代世界何以能在不列颠小岛上诞生和存续”。

显然，这场起自于《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的 “探险”，帮助麦克法兰在“现代性”理论上建起了一个坐标体系。在这个坐标中，英格兰的右边是欧洲大陆，左边则是美国。在《现代世界的诞生》的最后一章“英格兰道路”中，麦克法兰梳理了欧洲大陆与英格兰间的分流：在罗马法的影响下，欧洲大陆在13-18世纪滑向了专制主义，而闪耀着个人主义光芒的英格兰，却几乎同时开始在“现代化”的路径上快速飞奔：普通法体系益发完善，繁荣而自由的大学被建立起来，更关键的是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四个领域——政治、宗教、经济、亲属关系“已经分离并形成了制度”。至此，普通法国家和罗马法国家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制度鸿沟，也正是由于这条鸿沟的存在，使得今天的英国仍对欧洲大陆主导下的欧盟心存疑虑。另一方面，美国作为“英格兰道路”的继承者，在这些“现代化因素”的运用和发展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他在美国看到了英格兰道路的“最极端形式”。但是，麦克法兰也认为，英格兰道路在道德上并没有优越性。他提到，所谓“欧洲的奇迹”与道德没有任何关系。因此，现代性，或者说麦克法兰笔下的那个英格兰式的现代世界，未必就比“旧制度”在道德上更优越。

所以，尽管这本《现代世界的诞生》在最初是为中国的听众或读者而作，但在面对中国这个拥有自己的悠久传统的国家来说，英格兰模式能否被有效移植，麦克法兰却没能直接给出自己的答案。他只是暧昧地表明，中国能否或者是否应当沿着西方道路走下去，又应当将自己的文明保留多少为宜，这是一个未来问题。这或者正是其理论框架中的未竟之业，需要留待后人去补充和解答。但我们依旧要感谢他。是他在历史的坐标中，重新标出了英格兰的位置，并重估了英格兰在现代化进程上的价值；是他发现了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获得成功的奥秘所在。30年多前的麦克法兰就像一个初出茅庐的霍比特人，虽然有点胆怯却未从未丧失信心，最终带领我们抵达了关于“现代性”研究的“魔都”。麦克法兰的这趟“中土之旅”，或者并不能就此被判定帮助我们找到了通往“现代社会”的通路，却起码是我们在奔向“现代社会”的路上迈出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