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目前每年赴澳重大投资移民中90%均来自中国人。在中国人眼里，澳大利亚如今成为欧美最好的“替代品”：那里有着接近欧美类似水准的生活环境，却没有移民欧美那样繁琐的手续和高昂的代价。

 

就像今天的中国人一样，在200年前的英国人眼中，澳大利亚一块也是仅次于北美新大陆的“掘金地”。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似乎就代表了当时英国社会对澳洲的主流看法。在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里，阿贝尔·马格维奇是一位流放到澳大利亚的囚犯，正是马格维奇的财富，成为小说主人公皮普“远大前程”的物质基础。在狄更斯的这个故事中，澳大利亚是一个充满机遇以至于改变人们命运的地方。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在狄更斯那里，澳大利亚始终是英国本土的附庸，故事的中心仍然必须在英国本土展开。就好像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崖底或古墓中的神秘世界给主人公带来的人生转折一样。

 

澳大利亚阿瑟港监狱遗址

 

或许正是这种 “偏见”，为赛义德此后抨击狄更斯留下了口实。当然，事实情况显然没有赛义德所描述的那么严重，狄更斯在生前未真正到过澳大利亚，他的印象完全来自道听途说，这限制了他对那个年代的澳大利亚形成客观的认识；另一方面，狄更斯也只是将澳大利亚看作是一块充满机遇的土地，赛义德却因此批判他为西方殖民者的同谋，显然过于严重了。

 

问题在于，这种对澳大利亚的偏见，不仅存在于作为殖民者的英国人那里，即使是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都很难正确认识自己国家与流犯难解难分的那段历史。澳大利亚人起初很难直面自己国家在殖民早期经历的那段“流犯岁月”，而此后想重新面对这段往事的时候，又会矫枉过正地将流犯的遭遇妖魔化为地狱般的情状。为此，近些年来，许多澳大利亚的学者都在努力让人们重新认识这段历史。其中，既有文学家在重新写作那些给人们带来错误印象的经典文学作品，如当代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的《杰克·马格斯》，就是意图重新塑造《远大前程》里的那位澳大利亚流犯马格维奇；当然，更多的纠偏工作还是需要历史学家来完成，正如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罗伯特·休斯所写的那本《致命的海滩：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他在这本书中，大量借助澳大利亚流犯自己的“声音”，来还原延续了80年的英国流犯制度的真实面目，同时也重现了现代澳大利亚的诞生过程。

 

想要了解流犯制度的起源，我们当然不能绕开18世纪末英国的社会状况。在罗伯特·休斯看来，正是为了摆脱所谓的“罪犯阶级”，当时的英国政府才设计出了这套处理“内部的掠夺者”的制度。这种对于“内部掠夺者”的恐惧，一方面是英国社会内部发展的原因。18世纪末的英国，进入到了工业革命晚期，工业革命的确带来了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迅速的城市化，但产业部门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依旧有些，大规模失业的问题开始显现，尤其是在市民阶层底部出现了大量失业青年。恶劣的生活环境迫使这些失业青年，以及一些工资极低的工人阶级极易走上犯罪的道路，特别是一些小偷小摸的犯罪发案率便居高不下，这就慢慢出现了上流社会眼中的“罪犯阶级”。有关这一段时期英国社会的描写，我们曾经在许多的文学作品中读到过，譬如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当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犯罪率的高企，恐怕还不足以让英国的统治者真正害怕。最为让他们感到恐惧的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1789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雅各宾主义横扫英格兰，罗伯特·休斯认为，正是这样一种革命恐怖主义的环境，让英国统治者感到暴民会成为一种极大的威胁。

 

诺福克岛的遗址

 

同时，工业化臻入化境的结果，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规模化和理性化，而且也导致了其它社会领域也出现理性化的趋向。其中，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理性化就表现为新式监狱的出现。在这其中，功利主义法学的代表杰里米·边沁显然是极为重要的一位人物，他不仅在法理学领域为后人贡献了诸多颇有价值的观念，更重要的是，他为当时的英国甚至于整个西方世界贡献的如圆形监狱这样的设计，更是让人叹为观止。然而，规模再大的监狱也无法容纳英国统治者建构出的那个“罪犯阶级”，最终将这些罪犯流放不得不成为一个必然选择。流放制度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诞生了。正如边沁所评价的那样，流放就是一种实验，就好像将“某种粪便排泄物，可抛射之，也随之予以抛射……直到肉眼看不见为止”。

 

最初的流放目的地是北美新大陆，这些罪犯被运送到北美殖民地，成为庄园里的奴工。但问题是，在18世纪末爆发了美国独立战争，北美殖民地不愿意再扮演英国“垃圾场”的角色，于是一块才被英国人发现不到二三十年的“南方大陆”，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之中，这就是后来的澳大利亚。

 

对于大部分流放到澳大利亚的流犯来说，当然意味着一个悲剧性的前途。在起初，这种悲剧体现在饥饿上。1788年，海军上将亚瑟·菲利普带领700多名流犯（途中死亡48人）抵达植物湾，建立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个殖民地。与最初开拓美洲的殖民者不同，菲利普手下的流犯中缺少拥有足够经验的农民或手工艺人，罗伯特·休斯掌握的资料显示，当时的囚犯中只有三分之一人能够干活，大多数人都是在贫民窟长大，根本不会干农活。于是，“人人都能养活自己的理想，一到新南威尔士就成了笑柄。”当然，这种困境也与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有关，尽管驾驭“奋进号”最早发现植物湾的詹姆斯·库克船长，给后人留下的记录中会让人对这块地方产生好感，但殖民者到来以后才发现这里有多么不适合农业生产。罗伯特·休斯记录时人的日记写道，“平心而论，这地方可说是不毛之地，荒凉到达了很高的程度”。

 

随着来自英国本土的流犯以及殖民管理者慢慢地在新大陆上扎根，澳大利亚的社会也开始慢慢出现了分层。这种情况或许与以往记录澳大利亚历史时，给我们的一面倒的印象有所差别。的确有一些刑满释放的流犯，像马格维奇那样后来在澳大利亚发了大财，罗伯特·休斯笔下记录的麦克阿瑟家族就是一例，这个家族后来靠着养羊获得了成功，他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绵羊拥有者，并且是英国纺织工业一流羊毛的主要来源。但像麦克阿瑟这样的仍然是极少的个案，大多数流犯获得自由后（被称为“盈满释痞者”）都只是作为打零工者、工匠、屠夫或者小农场主而幸存下来。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整体状况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残酷。

 

真正面对残酷的阶层是那些被二次流放的流犯。这些流犯被集中在范迪门斯地和诺福克岛上，这两个远离新南威尔士的小岛上。在岛上，流犯们只能获得有限的物质供给，却要承担大量的繁重劳动，而且还常常因为小错误而遭到鞭笞。于是，陷入到这种境地中的流犯似乎是跌入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厄运。更重要的是，这两块岛上的运营方式，才更是集中体现了英国流犯制度本身的残忍，它们是依靠历代暴君式的总督的独裁统治，而得以维护和运营的。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源依旧在于英国主流社会地罪犯阶层的普遍偏见，以及统治阶层对罪犯管理进行的理性化探索。就好像一个世纪以后，马克思·韦伯认为的那样，科层制的制度管理是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出现的结果，通过规则、规制和结构，来为个人设置“理性牢笼”。所以，韦伯认为，科层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后来纳粹集中营的先声。所以，罗伯特·休斯在书中也将范迪门斯地和诺福克岛，看作是当时英国的西伯利亚，甚至是古拉格群岛，是大英帝国历史上“最接近极权主义的社会”。

 

正是这种极端残酷的管理模式，引起了英国部分法学家对边沁时代监狱模式和罪犯制度的反思。这种反思最终也促成了澳大利亚流犯制度走向消亡。在这其中，亚历山大·马柯诺奇显然是不能被忽视的一个人物。马柯诺奇是一个坚定的监狱改革者，他期望用一种更为人性的监狱制度来取代边沁等人所推崇的旧制度。他跟随约翰·富兰克林来到范迪门斯地，首先想通过这位新任副总督来改善范迪门斯地的流犯状况，但复杂的政治环境束缚了他的改革计划，1840年马柯诺奇受命成为诺福克岛的管理者，这才让他得以真正实践自己的刑罚理念。尽管，政治斗争最终还是让马柯诺奇的努力最终还是收获失败，但在英国主流社会，改革流犯制度却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了。罗伯特·休斯记录道，1842年年轻的狄更斯于1842年参观美国费城的东部教养院，当他看到这座边沁恩威并重的“惩罚机器”时，感到毛骨悚然，或许狄更斯也会同时想到遥远的澳洲的流犯们。高度理性化的刑罚模式在众人面前暴露出了它的“恶”，美国的教养院如是，澳大利亚范迪门斯地和诺福克岛上的流犯制度也如是。1865年，帕默斯顿勋爵内阁宣布，流犯制度将于3年内结束，1868年1月10日，最后一条驶往澳大利亚的流犯船抵达澳洲海岸卸下了最后一批流犯。这离菲利普船长的第一舰队在悉尼湾锚泊，已经过去整整80年了。

 

今天，流犯时代留下的监狱遗址，对于仅有200多年文字史的澳大利亚来说，就是他们自己的帕特农神庙，正像罗伯特·休斯所说的，“这是澳大利亚的佩斯敦神庙和达豪集中营之合璧”。而如同噩梦一般存在于流犯脑海中的范迪门斯地，现在也换了一个颇为文艺的名字——塔斯马尼亚。边沁们设计的监狱的断壁残垣依旧在“绿色地毯般的草皮中”影影绰绰。然而，又有多少导游会如同罗伯特·休斯那样，向游客细述流犯们曾经不堪回首的遭遇？罗伯特·休斯说，直到今天，澳大利亚都没有为亚瑟·菲利普和他率领而来的第一批流犯树立纪念性建筑，所以，是不是大多数人仍像《远大前程》里皮普所认为的那样，应该像所有绅士一样对流犯及其历史给予坚决的鄙视和抛弃？这些问题，或许才是每一个想要了解澳大利亚历史的人，都无法逃避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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