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毛泽东的传记作品之所以至今仍能够唤起人们的巨大兴趣，我个人认为，大致有以下三大原因。一是，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仍然留有许多毛泽东的影子：从100元人民币的头像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大头像，从他对三大世界的划分到对近代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分析，无一不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遗产”；第二，毛泽东的个人经历和成就，可以被看作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想要了解和研究前述两个领域，你就无法绕开毛泽东这个人物；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对中国今天的决策者来说，毛泽东和他的革命团队所形成的革命观、社会观和发展观，依旧蕴含着的重要经验和教训。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毛泽东会成为历史学家们趋之若鹜的研究对象。当然，撰写一部毛泽的传记，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部分已经问世的毛泽东传记，要么只是教条地遵循着官方的正统叙事，不然就是缺乏可靠史料支撑的博眼球之作。这样也就导致一种奇特的现象，今天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毛泽东传记虽然可以以百数来计量，但其中真正可被称为佳作的，却实在是乏善可陈。

 

幸运的是，近年来，随着诸多海内外机构档案资料的开放，一些此前被视作为“研究禁区”的领域不再对普通学者封闭，因此学者们就有了新的入口，来重新爬梳近代重要人物的史实细节。正如前苏联解体后，苏共中央、共产国际、苏联共青团中央等机构的一大批秘密档案得以公开。这些新公开的文献就像是个巨大的“历史富矿”，为历史学者提供了新的巨大的挖掘空间，尤其是对于世界共产运动史的研究来说，可谓是开辟出了一个新天空。

 

中国社科院学者唐宝林的《陈独秀传》、俄国“父女作家”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叶卡捷琳娜·雷巴斯合著的《斯大林传》这两部近年出版的巨作，正是深受其益。同样，俄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潘佐夫2007年出版的《毛泽东传》也是在此基础上，诞生的一部重要作品。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创作背景。熟悉近代史的读者或许可以察觉到，潘佐夫的《毛泽东传》中许多的观点，整体上并未跳脱出国内学者早已总结过的结论。特别是毛泽东加入中共之前的早年经历，以及上世纪60年代起的晚年生涯，这两部分的历史叙事，很大程度上就参考了李锐、沈志华、杨奎松等国内党史专家的研究成果。而对于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贡献上的总结，潘佐夫在书中的观点甚至于同国内教科书所提供的结论如出一辙。

 

因此，可以说，潘佐夫的这本《毛泽东传》最重要的价值就是，重新探究了在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早期的这段历史时期内，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尤其是斯大林、赫鲁晓夫之间的关系。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相对于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来说，毛泽东是受到苏联领导人影响较少的一位。但潘佐夫在本书中的叙事，却为我们揭开了新的一面。至早在共产党刚刚成立的1920年代初期，毛泽东获组织委派在湖南长沙组织工人运动始，就已经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那时候他的一系列行动，可以说就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当时共产国际派来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的荷兰人马林，就常常接受毛泽东和其他地方共产党领导人的汇报，也可以想见，他肯定会直接对毛泽东的工作给予指导。

 

而在1922年，借助于马林，共产国际也已注意到了毛泽东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潘佐夫写道，“在写于1922年11月的一封给季诺维也夫、越飞和维经斯基的信中，马林甚至称湖南的党组织是中国最好的省级党组织”。正是凭借这样的出色表现，毛泽东才在此后被当时的中共中央调到广州，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当选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担任国民党党中央的宣传部部长。

 

此后，如何在向共产国际表达忠诚与保持中国革命的独立性这两个方面间维持平衡，就成为贯穿于毛泽东前半政治生涯的一个核心课题。即使是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许多事务上都可以依靠个人意志来决定，但他也从没有表现出想要反抗莫斯科的明显意向。因为，1928年时的毛泽东，“在政治上已经很老练了……只要他觉得自己还没有能力直接反对克里姆林宫，他就会继续用这种办法来与共产国际周旋”。

 

在潘佐夫看来，毛泽东使用这种策略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年后斯大林去世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面对王明、博古等“留苏派”的挑战时，毛泽东才会获得斯大林自始至终的支持，而这才是毛泽东不断巩固领导地位并最终成为党内权威的根本原因。

 

 

当然，毛泽东的革命生涯是否真如潘佐夫所言，一直深受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束缚和困扰，或许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给予印证。美国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针对这部作品进行评论时，就对这一点进行了质疑。

 

但我们必须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潘佐夫提供的这些观点，为我们理解毛泽东的经历提供了较为信服的逻辑解释，而不再使得中共早期革命史像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所描绘出的那般支离破碎。例如，抗战结束后，共产党与国民党为何会在短暂会谈后就迅速转向军事斗争，这种急转直下的局势又为何与二战后西方与苏联间急遽形成的冷战格局如此吻合，这显然不是依靠局限于国内的史学视角就能充分理解的。

 

所以，无论斯大林和苏联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何种影响，我们都应该意识到，不应该轻易否认这种影响的重要性。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间的20多年里，中国国内那种风云诡谲的政治形势。

 

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仅仅多了潘佐夫的这本《毛泽东传》，我们仍然无法肯定，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毛泽东，就是历史上的那位毛泽东。但我们相信，在越来越多的史料开放的背景下，我们会越来越完整地认识毛泽东的一生，以及他的真正思想、性情和喜好，也势必会更加理解他在那个时代和那个位置上，所做出的那些或正确或错误的决策的原因。也正如于学良指出的，借着潘佐夫和之前众多学者的努力，我们已在“艰难缓慢地逼近真实完整的毛泽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