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2015年11月10日，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汉堡逝世，享年96岁。听闻这个消息，德国当地有媒体诙谐而伤感地说，“我们敬爱的前总理终于戒烟了”。

 

对于伟人的逝世，如今的媒体太过于习惯谈论“一个XX的时代结束了”。然而，在施密特这里，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在他一生的经历中，实在可以触摸到世界当代史太多的痕迹。

 

1962年，时任汉堡州政府内政委员的施密特，因在水灾救助中获得巨大成绩而蜚声国内。此后，施密特在德国当代史上就屡屡担任“救灾员”的角色。1974年5月到1982年10月，施密特成为联邦德国总理。在他执政期间，西方世界遭遇了二战后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石油危机。正是施密特带领德国人率先走出危机的阴霾，并帮助德国从“战败国”转身成为欧洲的领袖。

 

1975年，他还与法国前总统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召集了意大利、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政府首脑，一起商议应对石油危机的方法。这个峰会此后成为赫赫有名的G8集团峰会。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施密特可被视作是G8峰会的发起人。

 

对于中国人来说，施密特更有特殊的意义。正如新华社在对他的悼念报道中所评价的那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施密特是率先拜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领导人之一，更是战后第一位拜访中国的德国总理。此后，他又多次访问中国，并持续关注中国的发展，对中国拥有深厚的感情。在长时间以来，他一直都对中国的发展模式颇为赞许，并常常极力反驳西方盛行的“中国威胁论”。在《百年世事》中，施密特曾提醒人们注意，中国在长达4000年的漫长历史中，从来没有当过帝国主义大国。

 

 

要理解施密特的“亲华”立场，就必须理解他在地缘政治处理中所持有的“均势战略”。“均势战略”是欧洲政治史上，一种极为重要的外交理念。德意志帝国首任首相俾斯麦就是“均势战略”的运用大师。在当时复杂的欧洲局势中，作为“后发国家”的德国，正是依靠着俾斯麦的这种策略，得以在强国林立的欧洲政局中取得一席之地，并最终崛起为欧洲的新兴强国。

 

俾斯麦的这一战略思维后来成为历代德国政府的遗产，包括施密特在内的许多德国领导人都从中受益颇丰。施密特执政时期的联邦德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可以说与俾斯麦时代的欧洲极其相似。二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沦为欧洲的“二等公民”。而且作为唯一被夹裹在苏联和美国的霸权争夺间的欧洲国家，德国还深受东西方冷战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施密特重拾“均势战略”，一方面联合英、法等欧洲国家，致力于成为独立于苏美的第三方力量；另一方面，又抓紧与新中国刚刚打开大门的机遇，极力支持和希望中国成为能够平衡世界格局的另一支重要力量。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施密特的“均势战略”比起他那被称作“铁血宰相”的前任，要多了许多人道主义的色彩。施密特曾在《均势战略：德国的和平政策和超级大国》中写道，“如果把安全政策本身作为一个目的，而不是同时把它当成一项谋求公平妥协的冷静政策的前提，那是错误的；如果在争取缓和的同时，不重视自己提供必要的军事防御，那仍旧是愚蠢的”。这句论述，正是鲜明的体现了施密特对俾斯麦的传统“均势战略”所做的改良。

 

事实上，亲历了二战的施密特，深切地感受到德国对欧洲局势应担负的责任。比如他曾指出，德国对波兰就必须承担极高的责任。当然在施密特看来，德国应当担负的这种责任也并不是没有底线的，这种责任必须符合历史的真实，并照顾到德国民众的利益。这就是施密特的政治哲学：在欧洲范围内，这种“均势”体现在每个国家一起来承担和平和发展的责任；在全球范围内，德国和欧洲又应一起联合起来成为多极中的一极，来维持世界地缘政治的稳定。

 

施密特独道的目光契合了世界大国格局此后30年间所发生的巨大变迁。借着这种“均势战略”，德国也成功摆脱了“战败国”的阴影，重新站立在大国之林，并成为欧洲无可或缺的领袖。今天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面对棘手的欧洲问题时，依旧是在施密特这种“均势战略”的框架下去进行思考，这也是为何在近期处理叙利亚难民问题时，默克尔会坚持欧洲国家共同分担责任的重要原因。

 

施密特在晚年最精彩的论述，当然是他对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的点评。在与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的一次“三日长谈”中，两人曾经对这个问题有过详细的讨论。这场长谈后来被编辑成一本书，即我们前文所谈到的《百年世事》。

 

作为曾经直面了石油危机的前联邦首相，施密特对金融危机的解读有着独到之处。他尖锐地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是美国“东海岸精英的彻底失败”。这些“东海岸精英”永不餍足的贪欲，将金融监管和金融贵族视作无物，让泡沫湮灭了民众的大部分财富，最终造成全世界数亿人对经济失去了信心，并带来全球性的通货紧缩。

 

 

对于这场危机，施密特开出了自己的“药方”：整顿银行等金融机构；重建金融监管系统，以重塑全球对金融市场的信心；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刺激需求。事实上，这些“药方”与当年施密特为“石油危机”开出的“药方”极为类似。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成为联邦总理后，施密特为当时陷入发展危机的德国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包括扩大政府支出、加强社会福利保障，并专门制定促进建筑业、交通、环保能源的投资计划。

 

不同于后世各国政府在面临危机时，习惯于使用凯恩斯主义的一套措施，施密特主张的“药方”其实在本质上是一种对凯恩斯式的刺激政策和供给侧改革的折中。同时，施密特还坚持各国市场实施开放融合，主张各国一起来合力优化全球市场的平衡，以改善全球经济秩序和环境。

 

有意思的是，就在11月10日，我们国家刚刚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指出，要在适度扩大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也是高层近年来首次提出改革供给侧结构。中国今天的经济转型思路，与当年施密特给德国经济开出的药方，不谋而合了。

 

施密特已被许多德国人看成是父亲一样的领袖；对世界来说，也正是施密特当年与他的同事们一起，奠定了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这个大国格局。而他对待经济危机的态度，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梦想，以及打造多元化的世界的努力，也就成为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至于他对中国的殷殷期望，自然更不会随着他的离开而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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