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俄罗斯举行战胜纳粹德国70周年庆典的第二天，德国总理默克尔突然造访，前往红场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默克尔也成为前赴俄罗斯参加此次纪念活动的唯一一位西方大国领导人。不过，有趣的是，俄国主人并没有从默克尔那里获得太多面子。在记者会上，这位德国领导人当着普京的面，直接驳斥了他对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看法。 

对于默克尔在对俄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这种有趣的“矛盾”态度，我们或许会能察觉到她对俄罗斯所拥有的复杂感情。《南德意志报》国际部主编斯蒂凡·柯内琉斯在《默克尔传》提到，在默克尔心中，有两个美国。我想，同样的，在她心中也有两个俄罗斯：一个是私人的，一个是工作上的。 

事实上，在许多问题上，默克尔都会表现出不尽相同的个性和立场。譬如，在私底下，默克尔是个话匣子，她喜爱谈天说地，并不是所有话题都围绕政治展开，但另一方面她又欣赏沉默寡言的人，在一次电视访谈中她曾表示，这个社会实在变得太吵了，在有些时刻，保持缄默是一种高尚、正派的表现。正是这种多元的个性形象，让默克尔在世界政治家群落中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是德国这一高端制造领域最重要的伙伴和对手，还是欧洲这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都是未来无法回避的对象。而如今就是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领导人，引领着德国甚至于整个欧洲在危机中亦步亦趋地前行。在这样的过程中，默克尔的人格魅力势必会融入到德国和欧洲的发展模式中。所以，理解默克尔，对于理解当下的德国和欧洲，自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位政治领导人，即使默克尔并不像其他西方领导人那样热衷于回顾自己的政治生涯，仍有许多人“僭越”来帮助她完成这项工作。在众多的传记中，柯内琉斯的这部《默克尔传》即使不算是最全面或最权威的，但作为一个与默克尔相交了近三十年的资深新闻人，作者目睹了默克尔从政坛菜鸟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家的整个过程，也正因此他对默克尔个人的价值观和性格，与她的执政思路之间的关系，起码值得我们参考。 

柯内琉斯将默克尔定义为欧洲的“女主角”，这里面自然有作为德国人的自信，同时也暗含着为默克尔暗暗鼓劲的含义。在柯内琉斯的笔下，默克尔从来没有摆脱过以下角色：一位普通女性，一位物理学家，一个亲历了两德统一的前民主德国公民。正是依凭着这些角色，默克尔在政治事务上表现出来的姿态，才会让我们感到复杂。然而，我们在理解了这些角色之后，却又不得不感叹，默克尔这种“复杂”的立场和态度，或许的确有助于欧洲顺利走出危机。 

滕普林，默克尔的出生地

默克尔的成长背景当然是构成她观念的最重要渊源。默克尔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出生后不久，就跟随全家迁往民主德国的滕普林——一座位于伯林北部的小城市生活。与一般前东德社会主义国家成长起来的孩童不同，默克尔从小受惠于父亲的身份，而将视野扩展到了世界更广阔的地方，特别是西方世界。所以，学生时代的默克尔对于西方就着特别的认同感，这也成为她反思当时民主德国的社会气氛的基础。但有趣的是，她对于苏联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厌恶，反而是养成了极好的俄语水平，并由此在八年级时就获得到莫斯科旅游的机会。在民主德国时期遗留下的档案中，还留有默克尔当时对俄文与苏联的看法，“默克尔眼中的苏联是领导者，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顺服的独裁专制角色。她十分欣赏俄文以及苏联的文化。”这的确有些出人意料。 

这种出人意料的态度，帮助默克尔从小就形成了自由、包容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对她的执政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2000年当选为基民党主席后，默克尔在重新确立党的价值观时，就将自由放在其中。2005年就任总理后的第一篇演讲中，默克尔更是直白地宣示，“让我们勇于追求更多自由”。柯内琉斯对此评价，“自由这个主题逐渐变成她的外交政策的主轴”。除去自由，包容在默克尔的价值观中也占有重要位次。正如她上学时候对苏联表达出的复杂感情一样，对于今天世界上迥异于西方的其它文明，默克尔也没有抱持着排斥的心态，却是好奇于中国的决策程序，也很想参加阿拉伯联盟的磋商。她表示，“我们从相互恫吓的两极世界，转移到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倘若全世界的人都能形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并据此彼此尊重，那么这个多元化的世界将形成一种稳定性。” 

默克尔和她的丈夫

然而，帮助默克尔具有独特个人魅力的，还有另外两种身份。即使今天已身为欧洲最重要的一位领导人，我们也不应忘记她曾经的物理学家身份。这一身份让她的决策带有明显的科学研究的痕迹。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欧债危机时，默克尔并不怯于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她认定通过“长期的学习”终究能够理解并克服危机。同样，面对欧盟的未来，默克尔也与其他政治家的着眼点不同，她拒绝从宏观的架构和规划上去给出答案，而更愿意一步步帮助欧盟成熟完备，“每棵树单独研究比赞美整个森林更有趣”。毫无疑问，这不是政治家、法学家或经济学家的视角，而是一个彻底的科学家视角。 

最后，我们不能忽视的还有她的女性身份。或许，许多女权主义者对于这一点的讨论会感到不适，但我们无法回避，默克尔的女性身份确实给她的执政思路带来了影响。不可否认，如同全球所有的女强人一样，默克尔也不喜欢别人把她看成是一个“需要被男性照顾”的角色，她同样将前总理科尔的“宠爱”和特别关照看成是一种“难堪”。但她又不像许多女性领导者那样刻意回避自己的女性身份，而让人感到故作姿态和虚张声势。所以，幕僚在给她安排行程的时候，会尽量让她少在外地过夜，而赶回柏林的家中。这种身份自然是默克尔更关注具体问题而较少关注宏观话题的另一原因，更重要的是，这一身份让默克尔在辩论中拥有更灵活的立场，而不像男性政客那样为了面子而不懂妥协。所以，“她最爱运用平衡、传达与妥协的主持风格，不需要太多冲突就能得到结果”。默克尔不喜欢竞争和辩论，特别是毫无意义的竞争和辩论，她只参与最后一定会赢的辩论。说到底，这不就是一种女性的任性吗？ 

一个长于前社会主义国家却视野宽广的女孩、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好胜心强的纯朴女性，这三个身份共同构成了默克尔德国观、欧洲观和世界观。这样的观念帮助默克尔在尔虞我诈、强权林立的政治圈里特立独行，却又游刃有余，让她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又不放弃团结所有能够利用的力量。就像她会在办公室里挂叶卡捷琳娜的画像，却不认为自己必须成为21世纪的女独裁家。 

据说，30多年前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曾经抱怨，在打一个电话就能找到拍板人之前，他是不会信任欧洲的。对此，德国畅销杂志《明星》写道，基辛格现在一定满意了。现在他只需要打电话给柏林的“欧罗巴夫人”即可——也就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可以说，战后的德国从来就不缺乏深刻反思的知识分子，也不缺乏明智的政治家，前者如君特·格拉斯这位刚刚离世的诺贝尔奖作家，很早就在小说中辛辣地讽刺纳粹的极权政治，并在传记里毫不遮掩地揭露自己的丑恶历史；后者如赫尔穆特·施密特这位来自社民党的前首相，则曾带领德国顺利度过了战后面临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石油危机。但他们从来没有让德国如此受人尊敬，也没能帮助德国再度成为欧洲的中心。恰恰是默克尔这位来自前民主德国的女科学家做到了。正如柯内琉斯在传记结尾处写道，这个来自滕普林的女孩，凭借其卓越的洞察力成为了出色的外交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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