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汽车共享服务公司Uber近期在广州、成都接连遭到调查，又一次掀起人们对于专车服务合法性的讨论。事实上，针对Uber的调查并不只有中国，在德国、日本等地，Uber提供的专车服务更是直接被封杀。 

不过，Uber似乎并没有受到政策利空太多影响，它的扩张没有停歇的迹象。5月9日，海外媒体报道称，Uber计划启动新一轮融资，规模可能达15亿到20亿。此轮融资后，Uber的估值有望达到500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估值最高的创业公司。 

不止如此，在业务开展方面，Uber也开始试探性地超越汽车业务，将触角伸到其它行业。今年早些时候，Uber在上海推出直升机预订，在杭州则推出游船预订；而在美国，Uber还在一些城市推出叫餐服务。Uber显然并不满足局限在汽车共享一个领域内，旅游、餐饮等大众消费行业均成为它感兴趣的目标。 

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汽车服务领域，还是在其他大众消费领域，Uber的模式显然会给传统的行业模式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更重要的是，Uber这种看似野蛮生长的扩张，也越来越频繁地突破各个国家的政策底线，创新企业与政府监管之间的冲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爆发态势。 

这种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Uber们代表的新经济模式给传统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一些学者看来，Uber们代表一种破坏性创新的经济模式。哈佛大学创新理论专家克莱顿·克里斯滕森指出，破坏性创新就是找到新的生产函数或模式，这种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事业模式和产品的创新，也就是低级市场的事业模式和产品的创新，另一种则是新市场的创新，这种创新是在简易性与价格负担上的创新。Uber显然属于前一种破坏性创新。 

而我认为，Uber给传统经济带来的甚至是一种更大范围的颠覆，它的冲击不止是停留在经济领域，甚至将促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发生重组。资本主义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可被看成是一种“中央厨房”的模式。“中央厨房”统一接受市场订单，由此下达生产指令，并分解生产步骤，通过流水线来完成生产。这种组织方式在技术上依赖机器流水线，在观念上则立足于F.W.泰勒、福特等管理大师对资本主义生产流程的不断改造。工业革命发生250年以来，传统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早已日臻成熟。在马克思·韦伯看来，这种生产模式是一种极度理性的科层制，后世一些学者也把这种模式称为“麦当劳化”。 

但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出现，开始瓦解这种“麦当劳化”的生产模式。在网络的影响下，人们个性差异得到放大，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得到缓解，社会不再是铁板一块，个人需求从雷同而走向个性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中央厨房”或者说“麦当劳式”的生产方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变化多端、层出不穷的新需求。这就是美国学者乔治·瑞泽尔所说的“去麦当劳化”，这种变化给了Uber们巨大的创新空间。 

可以预见，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与革新“共处一室”将成为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监管面对的最直接挑战，就是如何弥补横亘在传统和创新之间的沟壑。这就要求我们去思考，面对社会模式的变化，政府监管又应如何做出调整。 

首先，政府在立法行为中，应当减少对创新行为的合法性预判。每一项创新都伴随着巨大的争议，但对创新行为合法性的裁决，应当依据事实效果，而非人们给出的预先判断。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判例法为核心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显然更适应新经济模式，以成文法为基础的欧陆法系就需要进行调整，避免法律条文中过早地对创新行为的合法性给出预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Uber目前与政府的冲突更多地发生在德国、日本这种欧陆法系国家，在英美等国遭遇的障碍就少了很多。 

其次，未来社会中，政府监管也应更加柔性。在传统与创新并存的今天，政府监管在鼓励创新行为的同时，无法避免地需要兼顾传统产业的利益，保障社会公正，并遏制创新行为野蛮生长过程中产生的泡沫。在这其中，正如前所述，我们无法对创新行为的合法性过早地进行预设，所以传统监管中常常伴随的粗暴的行政干预就应尽量减少，而组织创新群体与传统群体之间的协商，帮助他们通过平和的博弈来划定利益边界，显然更有助于在维护创新积极性的同时，又保障其它社会群体的利益。正如同在互联网专车的发展过程中，老年人等部分社会群体对传统出租车服务仍存在需求，这就需要政府组织双方民主协商，在保障出租车行业在改革升级的过程中，不会使得传统的市场需求被人遗忘。 

当然，新经济模式下，政府监管在如何应用新技术、如何重组监管模式上也面临转型。譬如，大数据就可以帮助政府监管的效果更加精准。除此以外，帮助政府行为做“减法”，遏制政府权力的扩张也极为重要。前白宫信息与监察事务办公室卡斯·桑斯坦在《简化》中，就探讨了“助推”、“选择架构设计”等更为柔性的政府监管模式，这些模式不仅是简单地减少政府行为，而是促使政府行为能够更好着眼于社会的长远利益和长远目标。就好像阿里巴巴副总裁高红冰指出的那样，“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应是生态化治理。 

另外，许多观察人士猜测，面对专车市场的迅猛崛起，中国政府可能会通过扶持滴滴、快的等国产品牌，而打击Uber这样的海外品牌。在笔者看来，这种猜测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很小。一方面，Uber已不缺乏中国血统，BAT巨头之一的百度已于2014年12月向Uber投资了6亿美元，成为其股东之一；而在快滴和的的合并之后，国内互联网专车市场显然也需要一个挑战者来打破垄断；另外，今年以来，从新华社等国家级媒体对出租车行业改革的喊话来看，国家也希望有更大的催化剂来助推步履维艰的出租车市场开放改革。此前，出租车行业的主管机关交通部下属的一位管理干部学院官员，就在媒体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肯定了互联网专车这种形式，这位官员表示，私家车与公民通过互联网平台建立租用关系，进行的是民间租用，这一行为在行政法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合同法》中是允许的，因此不应认定为违法。 

埃德蒙·费尔普斯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业与增长理论领域的权威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大繁荣》中曾指出，追求繁荣是人们本能地追求美好生活的结果。毫无疑问，Uber代表的新兴势力之所以欣欣向荣，就是因为专车司机和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本能追求。就像它的前辈们——微软、谷歌、苹果、阿里巴巴曾做过的那样，Uber带来的不仅是一种新的业态，也是对大众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的改变。 

无论在哪个时代，政府监管与创新行为在根本目的上并无差别，他们同样是为了提高整体的社会福利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两者之间目前所爆发出的冲突也就并非不可调和。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追求“美好生活”代表的是人类社会一种“最高的善”。所以，面对创新带来的颠覆，政府监管该如何选择，其实早已有明确的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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