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作为二战后西方知识分子的旗手，阿尔贝·加缪的影响在今天已经毋庸置疑。正如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所说，“加缪无论在智识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是一位对自己身处社会与历史负责的知识分子。”即使是一度作为对手的萨特，在加缪去世后，也对其评价道，“在他的作品和人生中，他抓住了每一个人存在的每一方面的意义”。 

不过，在所有人中，有一个人的评价最为特别。他说道，“加缪的死对他的朋友是可怕的打击。那些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最伟大的作品还没有问世”。这段评价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从加缪的去世所带来的损失而言，而非冠冕堂皇地为其一生盖棺定论。这样来看，这个评价者一定对加缪怀有的最真挚的情感和怀念。他的名字叫做雅克·莫诺。 

值得注意的是，莫诺是一位生物学家，与加缪所处的专业领域有着天壤之别。所以，这两位学者是如何跨越专业背景的差异，而结成莫逆之交，也就令人感到好奇。当代生物学家和教育家西恩·B.卡罗尔在翻阅了大量未公开的材料后，写就了《勇敢的天才》一书，为后人揭示了两人之间的这段友谊。这本书不仅让人重新认识了作为普通人的加缪，更是介绍了莫诺远超于生物学领域的贡献。同时，通过还原两位学者的形象，作者更是勾画出了二战及其后的法国知识分子的整体状态。 

与加缪相比，雅克·莫诺对于生物学界之外的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可以说，莫诺是20世纪最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他和同事一起厘清了基因是如何在细胞生长中开启和关闭的，并且在此基础上发现了在DNA中的基因与其编码的蛋白质之间的介质RNA。在莫诺等人之前，生物学家们对于基因只有模糊的认识，而莫诺等人的理论也就帮助人们重新理解了基因的法则。而且，这一理论还对DNA技术和基因工程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关键性工具。为此，莫诺和同事们的发现，可被看作是生物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标志，其重要性不亚于沃森·克里克创立的DNA双螺旋分子模型。凭借这一伟大发现，莫诺等人也在1965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这是自1935年居里夫妇获奖之后的三十年内，首批获得该项诺奖的法国科学家。 

不过，莫诺的成就不止于此。在获得诺奖后的数年后，莫诺写了一篇名为《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哲学文章，标题借用的是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名言——“宇宙中的每一样事物都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结出的果子”。在这篇文章中，莫诺想探讨的是，在现代生物学理论之上，如何理解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这篇文章不仅包含了他对进化论、自然选择等现代生物学基础理论的反思和感想，也是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总结。最令人惊讶的是，这篇文章里到处可见加缪所抱持的存在主义的影子。 

根据卡罗尔的考证，莫诺与加缪的友谊始于1947年。经共同的朋友、《战斗报》的创始人之一布洛克·迈克尔介绍，两人在一次人权会议上得以结识。在这次会议上，莫诺和加缪一见如故。此后随着两人交往的深入，他们发现彼此在冷战政策、苏联问题等许多话题上，都表现出惊人的默契。抛开专业背景的差异来看，两者拥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成为好友之后，莫诺为加缪提供了更多质疑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的“弹药”，也导致了加缪与包括萨特在内的许多左翼朋友之间绝交。反过来，加缪则带领莫诺走进了文学与哲学的世界，并最终帮助莫诺写就了上文提及的那篇《偶然性与必然性》。 

正是在加缪的影响下，莫诺在取得了专业上的成就之后，进一步地开始深入思考 “什么是生命”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正如莫诺自己曾经所说，“这是一种冲动，一种想要理解人类存在意义的苦痛、对合理化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一切的诉求……”所以，莫诺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与加缪那部著名的《西西弗神话》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何其相似啊！ 

最令人感动的是，加缪在50年代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前后，创作生涯和声誉已呈现下降态势。人们质疑他的哲学态度，质疑他的创作生命力，更严重的是，许多人都指责加缪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失声”。就在这几乎是“众叛亲离”的境遇中，唯有莫诺的友情让加缪疲惫的心感到欣慰。在写给老友的信中，加缪如此说道，“出乎意料的获奖让我更多感到的是怀疑，而非心安理得。至少还有友谊可以帮助我面对这一切”。遗憾的是，诺奖带来的沉重责任还是压垮了加缪。为缓解压力，加缪展开了一段长达470英里的旅程，也就是在这次旅行中，他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由于年代背景的特殊性，加缪和莫诺的个人经历与友谊带有一种英雄无力的悲怆感。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正是如加缪、莫诺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战后的冷峻思考，让整个人类社会才稍微地认清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从而抛弃了进化论带来的恐惧。 

19世纪中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等科学家发现了以“自然选择”理论为核心的进化论。这一理论颠覆的不仅是生物学的理论体系，更是冲击了传统的基督教世界观。在西方传统观念中，人类处于上帝创造的宇宙中心，相较于自然界的其它物种，也拥有先天的优越性。但进化论却一举击碎了人类的中心地位，人类的诞生事实上只是自然发展的偶然结果。对于这样一种观念上的巨大冲击，不仅令那个时代的普通人难以接受，即使如达尔文这些理论的发现者，也陷入到进化论所带来的巨大失落中。由于理论上的局限，达尔文等人在发现进化论之后，却无法给予人类社会做出合理的定位，也无法对人类的未来做出指导。而如华莱士者，为了重新诠释人类的优越性，后半生则掉到了神秘主义的陷阱中。 

更严重的是，进化论的理论其后被赫伯特·斯宾塞等引入到了社会学中，孕育出了“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借此，欧洲列强纷纷以争霸为目标，此后的世界就始终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从19世纪后期的法德战争，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社会在强权政权发动的一次次战争蹂躏下几乎处在崩溃边缘，人们对未来也深陷绝望之中。为此，二战结束以后，知识分子面临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尽快解答达尔文等先人留下的那个疑问。 

不能回避的是，人类必须正视自己在宇宙中的正确位置，传统的基督教观念已无法再被重拾；而自19世纪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战争又指出，自然界的 “弱肉强食”法则显然无法被简单地复制到人类社会中。所以，知识分子必须重新寻找到“第三条道路”，来帮助人类社会获得“重生”。 

加缪和莫诺正是在各自的领域里共同寻找着这样一条道路。加缪将人道主义注入到荒谬的现实中，他指出，“荒谬是无从消除也无需消除的。活着，带着世界赋予我们的破裂去生活，去用残损的手掌抚平彼此的创痕，固执地迎向幸福。因为没有一种命运是对人的惩罚，而只要竭尽全力去穷尽就应该是幸福的”。而莫诺则基于生物学的角度提出四个观点：人类的出现是偶然的结果；所有建立在“人类的出现是预先注定的计划”基础上的信仰不再无懈可击；所有建立在此类传统信仰基础上的道德和价值系统是毫无道理的，只能对现代社会造成无法容忍的束缚；人类必须决定如何生存和如何行动。 

加缪、莫诺等战后知识分子对重新评估人类社会的地位和未来，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也初步提出了答案。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尽管和平、良善、人道等已经普遍被接受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但“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仍被某些人粗暴地引用来处理人际和国家关系，导致许多人仍遭受着战乱和强权的痛苦。 

这样来看，卡罗尔的这本《勇敢的天才》也就不仅是为了让我们重新回忆起二战后那段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以及那个年代里曾发生过的一段伟大友谊，更是要我们记起先驱者留下的宝贵的遗产，并携带着它们前行，并改造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正如托尼·朱特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遗忘的时代”，我们必须重估20世纪的价值，去反思那些被遗忘掉的人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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