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货币泡沫经过40多年的酝酿和膨胀，现在已经达到鼎盛阶段……在全球货币泡沫的最后阶段，美国经济增长将戛然而止。现在被国会预算办公室‘美好前景’所遮盖的20万亿美元预期债务将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美国前国会议员、里根时期的白宫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戴维·斯托克曼在《资本主义大变形》中，如此描写资本主义世界的“末日”。 

斯托克曼并不是第一个抨击美国丑陋的财政赤字的作者，却绝对可以算是最不给美国财政制度面子的作者。一方面，这与其曾经在美国政府内部工作的经历有关。上世纪80年代，作为里根政府的一员，斯托克曼近距离接触到了政府内部在预算斗争上的黑暗和腐败；另一方面，斯托克曼在华尔街的任职经历，也令他亲历了投机巨头们的贪婪。在斯托克曼看来，正是部分美国执政者和华尔街的投机资本之间的联手，才让美国在巨额财政赤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同时在货币工具造成的泡沫中越陷越深。 

在《资本主义大变形》里，斯托克曼的叙事并未按照时间顺序，因此乍一读来让人感到其中的头绪纷繁芜杂。但细读之下，还是能发现，作者其实是从历史和理论两个维度来剖析，美国是如何陷到货币泡沫和债务危机的泥潭中的。 

在历史维度上，斯托克曼将美国昏庸的赤字财政理念，追溯到了二战前的罗斯福新政时期。与今天主流的历史观念不同，在斯托克曼眼里，富兰克林·罗斯福并不是一位将美国摆脱经济危机泥淖、避免陷入法西斯阴影的英雄。罗斯福时代的一系列新政措施，也并不如大家往常评价的那样，是当代经济史的一段神话。相反，作者将罗斯福的宏观政策评价为“粗鄙的、通胀论者的观点”，并且把所谓的罗斯福新政称为“一场政治的铜锣秀”。这种对罗斯福完全否定的评价，可以说颠覆了我们对这位伟人的习惯印象。 

斯托克曼之所以如此尖锐地批评罗斯福和他的“新政”，最核心的原因在于，正是从这位美国政治史的耀眼明星、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美国总统开始，美国动摇了稳健财政政策的基础，而建立了一个恣意妄为的财政体制，开启了激进主义管理风格，残酷地导致国家权力的膨胀和依附于权力的权贵足本主义的兴盛。也就是说，美国如今庞大的财政赤字和毫无顾忌的货币刺激政策，其滥觞就在罗斯福这里。 

在斯托克曼看来，罗斯福最昏庸的政策有两项最为典型。一是，被后世赞誉为“百日新政”的标志性立法——《全国工业复兴法》的通过执行。表面上看，《全国工业复兴法》的目的在于帮助国家经济和各大产业实现复苏，然而在实际上，这项法案却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法案”，它实际上是强迫竞争者加入工业辛迪加，最终造成市场竞争被限制、价格被操纵。讽刺的是，在效果上，它也并未如罗斯福所愿，帮助美国经济实现复苏，却反而“使其变成权贵资本主义的卡特尔联盟”。另一个被视为“昏招”的是，罗斯福领导的两大著名刺激计划：PWA和WPA。这两项计划的名字事实上是主持计划的公共部门首字母缩写，即“公共工程管理局”和“公共事业振兴署”。这两大机构为罗斯福新政期间，主导经济复苏的核心机构。不过，历史数据却显示，PWA实施的工程只贡献了40亿美元的产值，它的投资额仅占GDP的0.3%；而WPA更是在6年投资110亿美元的情况下，尽建造了一些乏善可陈的工程，最后机构负责人还被曝出陷入勒索的丑闻。 

诚然，在斯托克曼看来，上述两项政策错误还不足够显示罗斯福新政的昏庸。他在书中用整整一章内容来细数罗斯福在经济政策上的无知和鲁莽，并指出罗斯福新政给后世留下的真正遗产只有权贵资本主义这个“经济肿瘤”。斯托克曼毫不留情地抨击罗斯福及其新政，正是为挖掘80年来美国政府在财政赤字的道路上急速前进的历史原因。自罗斯福时代以降，依靠“大炮加黄油”来冒险的林登·约翰逊、摧毁国家财政准则和金本位制的尼克松，屈从权力而姑息泡沫金融的格林斯潘和伯南克，不断推升国家债务水平的小布什和奥巴马，均可谓是一脉相承。在这样的历史更迭中，美国的国家制度终于腐朽成为为权贵资本主义、投机者服务的工具。 

另外，斯托克曼还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腐坏过程，不仅有着历史因素，背后的理论根源同样也有脉可寻。如果说，在历史线索上，财政赤字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滥觞追溯到了罗斯福那里，那么在经济学理论这条线上，斯托克曼自然不会放过以“借国家干预来平滑经济周期”为核心观点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于这位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宗师级学者，当今敢于向他开炮的人恐怕不多。所以，斯托克曼批判罗斯福，如果算是掘了自家祖坟的话，那么撂倒凯恩斯，就可被看作是要砸掉现代经济学的庙门了。 

凯恩斯鼓励政府通过举债来刺激经济的做法，被斯托克曼看作荒谬之极。他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是民族主义和自给自足的产物，只能在封闭经济体中起作用。在实际情况下，它只会导致美元不断流向海外。1931年，凯恩斯在拯救英镑的行动中，反对采取财政紧缩措施，给予没落的英镑体系致命一击； 10多年后，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也正是凯恩斯领导建立起的新货币体系，为美元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凯恩斯并不是唯一一位被斯托克曼抨击的经济学大师。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芝加哥学派的创始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大变形》中也饱受痛斥。不同的是，凯恩斯是因为赤字财政的理念被斥责，弗里德曼则是作为将货币工具导入宏观调控的始作俑者而遭到 “痛恨”。有趣的是，如果说斯托克曼在批评凯恩斯的时候还有所保留，那他对于弗里德曼的斥责则完全是咬牙切齿了——在第十三章的标题里，作者直白地将弗里德曼称为“愚蠢”。 

弗里德曼之所以成为斯托克曼“最痛恨”的经济学家，是因为他为美联储打开了公开市场操作这个“潘朵拉魔盒”。弗里德曼将美联储的公开市场操作，看成是通往最佳经济总需求和更高国民收入的途径，他推崇央行的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中起“指挥家”作用。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弗里德曼企图让美联储担负起国民经济发展全面管理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弗里德曼的这种观点，事实上是把国家银行准备金、货币和信贷置于12人的“货币政策政治局”（作者对美联储的讽刺形容）的完全控制下。为此，斯托克曼一针见血地指出，弗里德曼完全忽视了美联储容易受到市场影响的特性。遗憾的是，这种特性如今已经被华尔街的债券交易所及其会员银行网络所捕获，就这样，堂堂的美国央行在政客和经济学家的联手推动下，步入华尔街投机客的怀抱。 

斯托克曼如此刻薄地批评罗斯福、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恼怒于在当今的美联储、美国财政部乃至于白宫的政客头脑中，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拥有巨大的影响。恰恰正是这种不恰当的政策理念，造成了垃圾债券的泡沫越来越大，最终酿成2008年金融危机。更令人感到心寒的是，如今执掌美联储的伯南克仍旧是弗里德曼的忠实门徒。于是，现任的奥巴马政府在财政赤字的扩大和货币工具的滥用方面，没有任何停止甚至放缓的迹象。在金融危机发生6年多后的今天，美国股市的主要指数接连不断创下新高，美国市场上垃圾债的规模也同样逼近新的记录。德意志银行最新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垃圾债务金额已经回升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准。很显然，在奥巴马、伯南克们的庇佑下，曾经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影响华尔街的夜夜笙歌。

与对凯恩斯主义和芝加哥学派的鄙视相比，斯托克曼有意无意地将奥地利学派放在更高的位置。他所抱持的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观念，放在当下全球货币盛宴的背景下，的确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而且，在《资本主义大变形》中，他对政府在新能源、新技术的扶持政策的评价，也的确过于苛刻。但是，他刺耳的怒骂确实值得我们警醒。 

在今天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中，不能否认也有浓重的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影子。这样来看，对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如何远离财政悬崖，减轻货币工具对市场的干预，防止财政、货币当局沦为投机者的工具，对于培育健康的经济体，保障宏观经济的增长质量，避免步入美国的怪圈，同样是一个重要命题。因此，斯托克曼的“骂声”就有了现实价值，它是及时的提醒，也是严苛的规劝：在我们满足于增长和繁荣的同时，依旧不要忘记暗中隐藏的丑陋。股市的节节新高无法证明实体经济的复苏，而只有回归产业的基本面，我们才能寻找到繁荣的真正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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