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除去纪伯伦以外，提到黎巴嫩文学，唯一能让我记起的，是几年前看过的一本小书《妮娜·西蒙娜停止歌唱的那一天》。书里讲述了一个黎巴嫩姑娘，是如何被内战的暴力所击溃，而陷入到滥交、吸毒的黑暗生活中，直到她被家人送进了精神病院。修道院的治疗，让她得以治愈，却也让她下定决心抛弃自己的国家。1975年爆发的黎巴嫩内战，以一种残酷却又混乱的模样蔓延了15年之久。这场战争，让西蒙娜这样的黎巴嫩人，“每每不到一个星期，就得去一次太平间认领尸体”。这种残酷，当然给予他们一个“非走不可”的理由。

 

但并不是所有黎巴嫩移民，都有不被质疑的权力。另一位法裔作家阿明·马洛夫在《迷失的人》里，就对这种“逃离”提出了拷问。

 

《迷失的人》的主人公亚当在内战爆发时，跑到法国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他的这种“逃跑”许多年来都一直在遭受朋友的责难，特别是留在国内的穆拉德给以了最严厉的批评。25年后，穆拉德走到生命的尽头，亚当为了吊唁老友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所以，如果说，《妮娜·西蒙娜停止歌唱的那一天》是以“离开”作为母题，那么马洛夫的《迷失的人》显然就是以“回归”作为母题。

 

在《迷失的人》中，马洛夫借着亚当的回国旅行，通过作者、亚当和好友们三种叙事视角，重现了这群亲密好友在内战爆发时各自的经历：穆拉德和塔妮娅夫妇成为政治投机者；阿尔贝想要自杀却被人绑架，被解救后前往美国；塞弥拉弥斯失去了男友比拉尔，直到战争爆发才从感情的困境中走出，坚强撑过内战后，依靠遗产开了一家家庭旅馆；比拉尔的弟弟尼达尔在失去哥哥后，急变为一个伊斯兰极端保守分子；工程师拉姆兹和拉姆齐则联手成为富翁，但拉姆齐却出人意料地隐居山中当起了修士……

 

可以说，故事里的每个人，在面对战争爆发时所作的选择，都有充分的理由，即使如穆拉特这样功利主义地向现实低头，也并非就无法原谅。而亚当选择逃离黎巴嫩，则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为了回答多年来遭受的指责，亚当思考了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黎巴嫩人的逃跑行为，在这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极具现代性意义的问题——在现代国家中，公民是否应对国家担负责任，又应当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对此，亚当这样回答：“我是生在一个星球上，不是一个国家里……诞生，就是来到世界，不是在这个或哪个国家……”也就是说，一个公民并不必然需要对自己的国家承担责任。

 

 

 黎巴嫩裔法语作家阿明·马洛夫

 

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亚当明白无法摆脱的是，自己的过去已经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的现实。因此，他必须“不停注视国内发生的一切”，并且承担起解释历史的责任。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鼓吹移民作为解决我们道德困境的唯一办法，这是悖论。必须有朝一日在当地解决办法。”这样来看，这或许才是亚当此次“回归”的深层原因。

 

我们没有办法肯定，作者在故事中对于黎巴嫩的未来，给出了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我们能够肯定，他起码提出了一种希望。正如阿尔贝在回答亚当女友多洛莱斯的提问时提及，“我眼里首先看到的是朋友。他们是我的眼罩，或者你愿意，说他们是树木，给我遮住了森林”。阿尔贝的这个回答，或许就是作者的回答：黎巴嫩遭遇悲剧的历史原因就在于，众多政治、宗教团体间无休止的斗争，让这个国家陷入到长年的内乱中。要解决这种历史困境，或许只有抛弃各自的政治、宗教身份的偏见，才能在现实中达成共识和一致，并换来一个正常的国家。更进一步，作者还将黎巴嫩一个国家的迷惘，看作是全人类的迷惘。他把黎巴嫩一个国家的悲剧，放到了全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石油资源的争夺，才是地中海东岸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战乱频仍的根本原因。所以，作者才借助亚当之口说：“要打倒的是金钱至上主义，是它对民主、对人类的一切价值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黎巴嫩的前途，也因此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改革，还取决于能否建立起拥有良好价值观的国际秩序。这样巨大的挑战或许意味着，这个备受屈辱的国家要摆脱困境，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故事的最后，亚当因为车祸陷入深度昏迷，作者或许就是想通过这个突兀的情节喻示，这个东岸国家连同它的人民，至今仍未摆脱迷惘，而是艰难地行走在寻找的道路上。就像多洛莱斯说的那样，“他是在死缓期，像他的国家，像这颗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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