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有个习惯，凡事喜欢从当代美国经济学理论中寻求药方。这些经济学家们或许没有看到，另有一个国家在数次面临危机的时候，却常常能凭借冷静而精准的政策，率先在西方国家中脱颖而出。这就是德国。例如，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许多西方国家在2009年时失业率飙升，德国当年的失业率却仅比上一年微升了0.2%。再譬如，2009年年底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全欧洲几乎都被拖入泥潭，但德国却完成了惊艳的数据，在2009年GDP大幅下落之后，德国经济2010年就出现强劲反弹，全年增速达3.7%，创下17年以来最高增速。 

这个在二战中遭遇过重大打击的战败国，这个在25年前还因意识形态原因在“隔墙而治”的国家，缘何能在后冷战时期屡屡上演经济奇迹？又如何能够在西方制造业整体衰落的背景下，依旧在许多领域维持着霸主的地位？这些问题背后所包含的经验和智慧，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转型期，值得每个国家给予重视和借鉴。 

学习一国的治理经验，最方便的路径当然是从领导人处入手。2009年夏天，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与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在施密特的宅邸进行了一次长达三天的谈话。对于中国人来说，赫尔穆特·施密特并不陌生。他曾多次到访过中国，是唯一一位与毛泽东见过面的德国总理。施密特于1972年-1974年先后担任过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并在1974年-1982年间出任前西德总理。对于战后德国来说，施密特在任期间正值德国历史关键期，正是在他执政期间，德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摆脱了石油危机，走出了经济困境，借此他也成为战后德国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之一。 

施密特与斯特恩的这场谈话，内容涵盖了“上下200年”里的人和事：从腓特烈大帝和“铁血宰相”俾斯麦到纳粹德国的兴起，从反犹主义中德国人的责任到战后德国的重建，从苏东剧变和两德统一到最近的这次金融危机。谈话的主题尽管琐碎，其中的叙述时空也常常跳跃变幻，但通过他们对历史细节的回忆，却让我们对看似熟悉的历史事件产生了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施密特的回忆与历史观中，我们可以读出今天德国实施改革所依凭的那些历史遗产和智慧来源。如今，这场谈话被整理成文字并集结成这本《百年世事》，给了我们一个细品个中内涵的机会。 

对于今天的我们，这场谈话起码在两方面内容上，拥有现实的参考意义。首先，是在反思纳粹德国时，两位老人对当时经济政策的重新评估。施密特谈到，“德国是全世界凯恩斯主义取得重大成就的唯一国家。纳粹的成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此不讳为纳粹德国的经济政策“背书”，施密特并非是在替纳粹统治翻案，而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凯恩斯的“教徒”。在他执政初期，正是凭借凯恩斯主义，西德才成功走出了石油危机；另一方面，施密特认为，纳粹德国初期的经济部长、央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为德国战后的经济发展留下了丰厚遗产。 

他把沙赫特评价为“德国从未见到过的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这样的赞美并非过誉。在美国财经作家利雅卡特·艾哈迈德的笔下，沙赫特与英国的蒙塔古·诺曼、美国的本杰明·斯特朗和法国的埃米尔·莫罗一起，被视为奠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金融之王”。一战结束后，背负大量赔款的德国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之中。正是1923年，沙赫特出任魏玛共和国货币局局长和德国央行行长后，通过严格的货币计划整顿金融秩序，并借助他在美国的广泛人脉资源，成功缓解了德国沉重的赔款压力。同时，沙赫特借机发行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新马克，稳定了货币汇率，依靠着这种“闪电战”，沙赫特帮助德国摆脱了通胀之苦。 

沙赫特在金融界展现出的才能，及其拥有的广泛人际资源，获得了希特勒的赏识。再加上他对一战后德国赔款义务一直抱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沙赫特在1933年出任了纳粹政府的国家银行总裁。在纳粹初期，他帮助希特勒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复兴，并为其扩军筹资。当然，随着沙赫特逐渐认识到希特勒的真实面目，他也开始与纳粹政府渐行渐远，并于1939年被免去了国家银行总裁的职务。 

作为后辈和继承者，施密特显然从沙赫特的金融理念中汲取到了营养。抛开支持希特勒重整军备的争议，沙赫特的凯恩斯主义为战后德国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经验，无论是50年代艾哈德政府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方案，还是70年代施密特执政时期实施财政刺激政策的主张，其中均可以看到沙赫特和凯恩斯主义的影子。 

 施密特是唯一见过毛泽东的德国总理

《百年世事》的“三日谈”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焦点，当然就是两位老人对当下仍旧阴霾未散的金融危机的讨论。在谈话中，施密特和斯特恩都一致认为，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乃是美国“东海岸精英的彻底失败”。施密特认为，“东海岸精英”之所以会失败，并造成全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就在于这些银行经理们不仅拥有永不餍足的贪欲，而且对于他们的调节法规和金融监督也完全不够，最终带来的是全世界数亿人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并造成了全球性的通货紧缩。 

当然，作为曾经应付过原油危机的前德国总理，施密特清醒地认识到应对当前棘手状况，所需要的措施。他为金融危机开出的药方共有“三剂”：整顿银行等金融机构并重新配备资本；建立一个对金融机构进行调节和监控的系统，以重建世界范围内对金融市场的信任；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来刺激需求。看得出来，这贴药方中依然闪烁着凯恩斯和沙赫特等人的影子。而在现实中，从美国到中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一时间内，几乎也就是按着这样的“处方”来展开应对的。作为八国集团经济峰会的倡导者以及欧盟的支持者，施密特还进一步强调，展开国际间的合作也是解决金融危机的必要手段。在这场危机中，各国政府不应热衷于民族国家的利己主义和保护主义，只有国际合作才能带领大家走出危机。 

具体到欧洲各国，想要成功应对此次危机，还需要处理好国家福利方面的问题。施密特认为，福利国家是20世纪西欧最伟大的成就，也是民主的真正基石。20世纪上半叶的惨痛历史，以及21世纪初的这场金融危机，都在提醒我们，一旦福利国家崩溃，许多国家的稳定都将受到威胁。所以，当我们在谈论“高深”的意识形态之前，先要解决民众生活的保障，以及完善社会发展所必须的基础设施。 

这样来看，施密特与斯特恩对纳粹的反思，以及对当前金融危机的思考，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关系。当我们今天再来反思纳粹起源的原因时，很显然民众生活在经济危机下失去了保障，社会福利付之阙如，是推动德国的政策最终走向极端的重要原因。如今，金融危机的阴霾再度在全球蔓延，并且同样在部分国家造成了动荡，面对这样的困境，如何在恢复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好民众生活的保障，不完全抛弃福利国家的遗产，或许也成为一个重要命题。 

最后，要提一下，作为德国典型的“亲中派”政治家，施密特显然不会错过“关心”中国的机会。在《百年世事》中的谈话中，尽管仅在个别的话题上稍微涉及到了“中国问题”，但依然能够从中读到施密特对中国模式拥有的殷切期望。在谈话中，施密特不仅驳斥斯特恩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指出4000年里中国从来没有当过帝国主义大国，而且他还意味深长地强调，只是把中国目前的发展归类为单纯经济上的进步，那是不对的。 

或许，《百年世事》中针对中国的零星评价，无以帮助我们完整认识施密特的“中国论”。那么2013年清华大学教授汪晖与施密特曾做过一次三小时长谈，或许能够成为阅读书中“中国话题”的补充资料。在与汪晖的谈话中，施密特明确提出，中国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他深信，世界的未来必定是多元的，无论是以德国为领头羊的欧洲，还是正在东方崛起的中国，都应该走出一条与美国不同的道路。这样来看，在施密特看来，智慧可能不仅仅存在于“百年世事”的历史尘埃中，或许也已经暗藏在了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国家未来可能走出的独特模式之中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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