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在中国人的脑海里，最早对于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评价，无非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的那段话：“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对斯大林早期革命事迹的了解，大抵则来自茅盾的那篇《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因为这篇小文章，大多数中国人才知道，斯大林原来是格鲁吉亚人，而不是俄罗斯人。不过，随着汉娜?阿伦特的《论极权主义起源》、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红轮》等作品被人们所熟识，曾经那个革命领袖俨然早已蜕变成一副暴君的姿态，被排置在希特勒等极权狂人的队列中。

不过，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汉娜?阿伦特，亦或是索尔仁尼琴，他们对于斯大林的认识和评价，都是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这种立场的差异造就了斯大林在当下拥有着伟人和魔鬼两种反差巨大的形象。这样的“斯大林”不过是不同人群观念的拼凑，自然无法反应出客观真实的历史形象。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于斯大林知道的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于是，重新梳理斯大林的一生，及其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也就变得极为重要。幸运的是，随着冷战结束以来，前苏联档案的不断解密，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前苏联及其领导人的历史。作为苏联时期最重要的领袖，斯大林研究自然也就成为重中之重。雷巴斯父女联手写就的两卷本《斯大林传》就是其中的代表。

与此前大部分与斯大林有关的著述不同，雷巴斯的《斯大林传》将视角立足于整个俄罗斯历史。作者认为，斯大林及苏联的出现，是由俄罗斯的传统决定的，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里，斯大林不再是一个红色革命的符号，也不是乌托邦革命发展到极端而生出的妖孽。在雷巴斯眼里，斯大林就是千年俄罗斯历史中一个重要的坐标。

理解俄罗斯的传统，首先必须看到俄罗斯所处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对于一个农作物生长周期每年只有五个月的大国来说，想要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就决定了俄罗斯始终都是一个军事结构，且其体制是动员式的。这种长期贫瘠的资源环境，再加上来自西方和南方的威胁，俄罗斯被迫选择了独裁的政治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斯大林的残暴和多疑的性格，实际上是继承了伊凡雷帝、彼得大帝的“基因”。

因此，在《斯大林传》中，雷巴斯给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俄罗斯帝国的传统是如何流淌到这个出生于格鲁吉亚鞋匠家的男孩身上的：在学生时代，斯大林并没有一开始就投身于革命道路，而是听从母亲的安排计划将来能成为一个神甫，因此他从小受的是神学院教育。然而，神学院的学习让斯大林接触到了帝俄政治家沃洛斯基的集权观念。在投身于工人运动之后，青年斯大林又在受到马克思主义感染的同时，继承了尼古拉二世和谢尔盖?维特对实现俄国工业化的强烈愿望。成为社会主义党员后，斯大林则无意识地和帝俄晚期的改革家斯托雷平有了某种思想上的共通之处，他们都希望能够通过制度的变革实现俄国的现代化。甚至在1914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斯大林仍然在被伟大的俄罗斯传统感染着。雷巴斯借莫洛托夫的话写道，西伯利亚是给斯大林留下了些什么的，而这种“什么”不只是打猎的习惯，还有更深层的东西，首先是对辽阔的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感情。

因此，在雷巴斯看来，理解斯大林的一生，必须从他对俄罗斯传统的感情来着手，正是这样一种感情决定了斯大林在走上政治舞台的前台后，才会选择以一种强压的政策来对待国内统治。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感情，支撑着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带领全苏联人民争取到了战争的胜利。

当然，在谈到斯大林的时候，我们无法回避在他统治时期内持续不断的清党运动，毕竟正是一波又一波的残酷运动，造成了20世纪20-40年代内，苏联和东欧国家数千万人丧失了自由和生命。在《斯大林传》中，雷巴斯未回避斯大林对反对派的镇压，事实上，在写到斯大林掌权以后，主人公对身边不同集团和派别的镇压，已经成为了作者笔下的主要内容。然而，在讨论这种派系斗争时，雷巴斯毅然将斯大林的这种独裁与曾经俄罗斯帝国的帝王们联系到了一起，他认为“从圣者弗拉基米尔大公到彼得大帝，他们在生活中都远非天使，也曾让鲜血流淌成河”，因此无论是清洗列宁格勒集团，还是暗杀托洛斯基，斯大林都是为了捍卫俄罗斯（当时的苏联）的国家利益。他无休无止地镇压党内的不同意见和派别斗争，就是为了粉碎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意图。斯大林采取的这种极端措施，最后遭致了他的接班人、曾经作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的极大反感，成为赫鲁晓夫在上台以后大力批判斯大林的重要伏笔。

而俄罗斯传统对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的影响，就更加容易理解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斯大林的外交战略，可以被看作是彼得大帝或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帝俄对外政策的翻版。譬如，在二战前夕，斯大林与法西斯阵营的意大利签订协定，是为了“让罗马承认黑海只能由苏联一家来控制”，而在这段时期苏联实施的一系列扩张，包括“在占领比萨拉比亚后，保证了南翼的安全，并沿着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河口修筑了一条防线”，依然是为了抵抗来自南方和西方的威胁，以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而战后，斯大林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却计划在莫斯科举行已中断了几个世纪的东正教普世会议的纪念活动，尽管最后会议未能召开，但斯大林试图复兴“第三罗马”的努力，恰是极好地证实了他内心对于俄罗斯帝国传统的向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雷巴斯将斯大林塑造成为一个极为独特的共产党领袖形象。尽管斯大林的一生也不缺乏革命浪漫主义，然而与列宁或托洛斯基相比，斯大林就显得更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因此，在接替列宁成为苏联统治者不久，斯大林就取消了延续自十月革命后的新经济政策，而改为实施更符合国家利益的“发展重工业、农业集体化”的经济政策。这样的政策尽管对民众的日常生活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却的确帮助苏联在短期内形成了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实力。

雷巴斯在《斯大林传》中，摆脱了以往知识分子精英的自由主义立场，也抛弃了社会主义的阶级立场，而是另辟蹊径自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去试图解释和理解斯大林及其代表的苏联历史。雷巴斯给予斯大林的评价极高，他认为，斯大林是一个与彼得大帝比肩的强国的创建者，“圣彼得堡的伟大帝国在1916-1917年间以自杀结束了生命，却因一个鞋匠的儿子而得以复兴”。对于雷巴斯的这种观念，我们应该理解为当下俄罗斯在世界格局中陷入颓势的自然反应。沙俄帝国早已远去，而红色的苏联也已触摸不及，在这样的落寞中，大部分俄罗斯人即使不再怀念红色的苏联时代，恐怕也没有办法忘掉帝俄曾拥有过的黄金岁月。在历史上习惯了强势的俄罗斯人，当然无法适应今天的日渐式微。因此，雷巴斯才会说，“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现象，它在千年之中经历了数次大的劫难，但还是能够站立起来。俄罗斯若是否定斯大林和他的残酷的合理性，就是不愿意了解他之所以会出现的环境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可以说，雷巴斯的这种观念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的想法。到了21世纪的今天，俄罗斯人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才选择了普京作为“帝国”新的继承人，因为他让俄罗斯重现出了帝国曾经的身影。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最近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问题上做出那一系列动作的原因。这样来看，这本《斯大林传》在让我们重新认识斯大林这位 “熟悉的陌生人”的同时，也让我们再次理解了俄罗斯人对于帝国的向往。因此，《斯大林传》就不仅是一部人物传记，还是一部俄罗斯的断代史，正如斯大林自己所说的那样，“斯大林不是我个人，斯大林就是苏联”。

当然，我们最后还是要说一下，理解雷巴斯对斯大林的态度，并不等于认同他对斯大林的评价。毕竟，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政治清洗带来的持续屠杀是不容置疑的史实。对于这种野蛮的行径，任何堂皇的理由都无法洗清其中深负的罪孽。不过，历史或许已对斯大林的这种残暴给予了回应。以赛亚?伯林在1952年——斯大林时代的尾声来到苏联，他观察到，斯大林对国内社会操控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在“博爱和平等”的幻象中，忍受无情和压抑的体制，但伯林同时也指出，在这样的体制下，统治者要记住绝不要让人民整体痛苦到彻底的绝望，感到生不如死，无论自杀或者被杀都比活着好。伯林的这种观察尽管无法被直接用来回应或反驳雷巴斯的“现实主义历史观”，但我们却知道斯大林时代有太多的俄罗斯人感到了那种绝望，斯大林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正是其中的一位，所以最后她选择了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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