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马年春晚以“史上最无聊”的评价收场，连往年热闹无比的“群众最受欢迎节目”评选也就此销声匿迹，看来连冯小刚这样的“怪才”也无法拯救春晚的萧条和“堕落”。事实上，不止是春晚，就连春节本身也是一年比一年寡淡。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恐怕只有比平时更清冷的街道，才稍微地彰显出了一些春节到来的痕迹。气人的是，反观圣诞、情人节这些西方节日，却在中国愈发“盛嚣尘上”，就连那个搞怪的“光棍节”都被电商大亨的炒作搞得有声有色，“中华第一节”在这样的对比下愈发显得没落。

鲁迅在小说《祝福》中曾对旧历新年（彼时的春节还不叫“春节”）有过生动的描写，“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这样的春节才算是“活色生香”，才算是真正的年味儿，才算是一派“新春气象”。然而，究竟是因为什么，往昔最受国人翘首以盼的节日会失去魅力，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鸡肋”？

或许，我们从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的“社会的麦当劳化”理论中，能够就这一问题窥见端倪。瑞泽尔认为，像麦当劳这类庞大的国际连锁集团在运作中大抵遵循了高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全面控制等诸原则，而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愈来愈多地在各领域开始“普及”这些原则，这种过程即是“社会的麦当劳化”。瑞泽尔的这一理论灵感来源于马克思·韦伯的“形式理性”，因此瑞泽尔所言的这种“社会的麦当劳化”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理性化趋势。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们追求的是事物的可控性和可预测性，最终的目的是追求利益和效率的最大化。在这样的冲击下，传统社会观念瓦解也导致人们对传统节日的态度发生了急速变化，春节就难以避免地趋向模式化：过年回家吃上一顿年夜饭，继而看上四小时的春晚，最后伴着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入睡。再往后，连在家吃年夜饭的环节，也被简化成定时定点前往某饭店聚餐。这种陷于“形式理性”的春节，自然失去了传统的节日氛围。

更为重要的是，瑞泽尔认为，与全球化相结合的“麦当劳化”社会，还会衍生出“空洞无物”的状态。因为在所谓的“理性化社会”中，空洞无物更为简单，更适应人们对效率的追求，而且全球化时代里批量生产“空洞无物”的商品，要比生产有内容的商品来得容易得多。这样的空洞化投射到春节上面，亦即变为一种节日的空洞化。 

中华传统社会运作的核心基本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家”和“礼”，前者是中华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后者则是其维系运作的规制。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都是围绕这两个字展开的，包括节气假日的制定在内统统都与它们有关。具体到春节上，传统的中国人都会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在此间进行一系列“礼仪性”活动，大略有祭祀祖神、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等等。了解了这些“内容”，我们才会明白，一家人一起吃年夜饭，是为敦亲祭祖、阖家团圆；吃罢年饭，看着春晚迎接午夜时分，则是为“守岁”迎新；而燃放爆竹则有“辞旧迎新”的意境在内，也是为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提供背景。然而，抽去了这些内容，吃年饭就变成七大姑八大姨闲拉家常的平台，最终变相提供了家庭间攀比拉仇恨的机会；而春晚也只能成为众多晚会中时间最长的那一台，从而越来越像老太婆的裹脚布；爆竹烟花更是沦为真假土豪们显摆竞赛的工具，纯粹增加了扰民的噪声而已。“麦当劳化”的春节就这样成为一个“巨无霸汉堡”，快速而短暂地餍足了我们无底洞般的欲望，却无法阻挡我们逐利的步伐。

“麦当劳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空洞化”，还令春节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物一样，堕入到同质化的深渊中。以前的各大传统节日和二十四节气，就已经勾勒出了一年之中的气象万千、众彩纷呈，而当下的春节、端午、中秋这些传统节日，与外来的西方节日相比都已无半点不同。对于商家来说，它们是一年之中数个促销窗口；对于官家来说，它们则是拉动GDP增长的“加速器”；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它们更只是匆忙前行的“长句”中一个短暂的逗点。

去年年底召开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发布的公报中有句话，“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不能否认，当时我读到这句话时，曾有过美好的幻想，以至于顿时有些热泪盈眶。然而，在度过了一个“麦当劳化”的“鸡肋春节”后，我猛然醒悟，“乡愁”在我们的时代里是怎样一个奢侈的“中国梦”。对于那个忍心将除夕都设为工作日的政府来说，是否能真正理解这两个字中的意蕴，都需要打一个问号。事实上，满足人们对于“乡愁”的念想，哪里需要费力在“新型城镇化”中去寻找道路，只需在春节时稍稍去除“麦当劳化”的影响，重新让众人在辞旧迎新的档口，能轻松享受到一丝年味儿，“乡愁”自然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悠然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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