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一、奥斯曼苏丹与土耳其的迷失

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中如此谈论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以及土耳其这个国家的衰落。毫无疑问的是，他对这样的衰落，感到极度的失望和痛苦。事实上，令帕慕克失望的不仅仅是慢慢坠落到马尔马拉海中的那一抹“帝国斜阳”。土耳其的困境更在于它在东西方的夹缝当中，在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挤压中，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与伊斯兰世界出现离心力，事实上早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共和国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在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变迁中，西方化的痕迹并不是以独立大街或者贝伊奥卢为开端的，而是在苏丹的宫廷里。我相信每一个游客走进紧贴着博斯布鲁斯海峡的那座多玛巴切宫（新皇宫）时，都会对宫廷内部奢华的洛可可风感到震撼。 

在这座新皇宫里的游览，是一种极为绝妙的体验。同老皇宫一样，新皇宫也分为前庭与后宫。前庭是苏丹办公、起居与举行礼仪的场所。鳞次栉比的房间和走廊向迷宫一样在巨大的盒子般的皇宫中纠缠蔓延。在一位类似政府代言人般一本正经的导游陪同下，游客在偌大的皇宫中缓缓而行，这时的节奏犹如交响曲的慢板一样悠扬。大家醉心于宫殿细节处的精致，暗暗感叹却还能压抑住内心的荡漾；然而当前庭的游览结束后，导游带领大家进入中央大厅时，就仿佛整首曲子陡然达到了一个巅峰：辽阔的穹顶高高在上，各种奢华繁复的装饰遍布于整个大厅的四处。或者，同西方那些著名的宫殿相对照，多玛巴切宫带有浓重的“抄袭”味道，但是这种不厌其烦地奢华调子，也让人能够感到帝国晚期的几位苏丹在品味上多么强烈地对西方心向往之。 

当然，还有链接加拉太桥和贝伊奥卢的那条名为“Tunel”的地铁，开通于1875年，是世界第二古老的地铁。建造这条地铁的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的身上，似乎有光绪皇帝的影子。在他的任上，阿齐兹设立大学、创立法典，开始真正理智地与西方列强展开外交。尽管最后他依旧走上了专制的道路，我们却已经能从帝国的统治中触摸到西方化的影响。 

然而，正是从这时起，在加拉太桥两端的老城区和新城区之间，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就这样被不经意地划上了一条属于历史心理上的“沟壑”。 

二、帕慕克与埃尔多安 

苏丹制废除后，凯末尔在土耳其宣布实施彻底的世俗化，从此民族主义取代“安拉”，成为土耳其人的新“信仰”。然而，同伊斯兰教一样，民族主义同样没能阻挡土耳其，特别是地理位置处于欧洲的伊斯坦布尔在心理和文化上加速向西方前进。在帝国倾圮的同时，西方文明的“洪水猛兽”没有了宗教的防波堤，更是肆无忌惮地席卷着进入到了这个国家。 

于是，我们今天在金角湾的北边，可以看到一个颇具欧洲味道的贝伊奥卢，而距离贝伊奥卢的商业中心塔克辛广场不远的地方，则是伊斯坦布尔的时尚中心——尼尚塔石。帕慕克从小就生活在尼尚塔石的一座老公寓楼（帕慕克公寓）。在帕慕克的作品里，那座公寓楼、尼尚塔石和贝伊奥卢，也成为曝光率最高的地名。 

从近代时期开始，西方的各种文化渐次在这个区域中落地生根，布尔乔亚和波西米亚的小资情调，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西方的天主教，乃至于当下席卷全球的各种时尚文化。所以，当我们步行在独立大道上时，可以看到土耳其共产党的总部，还有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天主堂——圣安托尼奥（San Antonio）教堂，前任教宗若望二十三世（1958-1963年在位，开创天主教中新时代）曾在布道10年。这一切成为了滋养“帕慕克们”的养料。所以，当2012年，帕慕克的那座“纯真博物馆”开张后，人们也就不会惊讶地发现，这完全是一座展现装置艺术的西方式博物馆。 

然而，贝伊奥卢和尼尚塔石的崛起并没有能够填平当初的那条“沟壑”，它们反而与多玛巴切宫一起加深了那道“沟壑”。这条“沟壑”的存在，让情感上对西方文化亲近的“帕慕克们”备受折磨。世俗化没能解决他们心理上对东西方的矛盾心态。无法摆脱土耳其身份的他们，期待着世俗化的土耳其也能成为一个“欧洲国家”，以使他们在伊斯坦布尔旧街老巷中漫步时，能体会到与在布拉格、巴黎或是伦敦的街头一样的感觉。然而，他们却突然发现，阿塔图尔克主义下的土耳其包含的民族主义，成为了这种转型的新障碍。这么看来，“帕慕克们”急着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恐怕也是在文化矛盾的心态下，对传统产生的一种逆反。 

这种矛盾的心态弥漫在帕慕克笔下的每一个故事中：在《我的名字叫红》里，帕慕克让传统的土耳其细密画和西方的法兰克福画派彼此血腥厮杀；在《黑书》里，帕慕克让那个懦弱的知识分子卡利普在伊斯坦布尔传统的老城区和西方化的新城区，在土耳其古老的宗教文化和吹捧革命的激进理念之间来回跳跃；在《雪》中，帕慕克更是创造了一个生活在西方的唯唯诺诺的土耳其诗人角色，他最后毁于一座偏远小城所发生的政治和宗教斗争。这一切，就是我们始终在传讲的帕慕克笔下的“呼愁”。这种“呼愁”的表面看去是一层淡淡的哀伤，深藏其中的却是历史包藏的纠缠不清、鲜血淋漓的斗争和厮杀。 

土耳其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尴尬角色，这种尴尬并不因为这片土地曾经存在过一个庞大的帝国就得以消弭的。奥斯曼苏丹在日常生活中注入西方元素，并非主动追求时尚和先进的后果，而是被动地被近代西方文化吸引的结果。所以，阿塔图尔克的世俗化和民族主义也好，“帕慕克们”采取的清算历史的做法也好，对解决这样的尴尬都无济于事。 

现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则重新选择了伊斯兰教，试图借此再次界定土耳其的“心理边界”和“历史边界”，以从这个角度解决上面的那种尴尬。不过，从本质上来说，埃尔多安的道路还是基于他的成长背景而做出本能反应而已，在本质上仍旧是加深了横卧在加拉太桥上的那条“沟壑”。埃尔多安的传统主义，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给土耳其带来清楚的未来。 

三、如何填平那道“沟壑” 

有的时候，抛开所谓理性的理论分析和社会判别，不刻意去区分西方亦或是东方，坦然地接受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倒是反而会令那道“沟壑”慢慢消弭。 

在距离距离土耳其第二大城市伊兹密尔9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滨临爱琴海的小城——库萨达斯。对于许多国内过去的游客来说，这里可能是游览以弗所古城的中转站，但对于许多西方游客来说，这里却是爱琴海边一处重要的度假胜地。 

我们去年12月去的时候正值旅游淡季，这座据说暑期会挤满游客的小城显得极为空旷。在距离海边不远处，有一条旅游步行街，我们6点多到达那里时，街两边的店铺已经关的差不多了。就在这条不长的步行街上，我们不仅吃到了土耳其最好吃的烤肉卷饼，而且还在土耳其的旅行途中第一次碰到西方快餐连锁店——麦当劳和汉堡王，下次再碰到这样熟悉的牌子，已是回到伊斯坦布尔的事了。 

在库萨达斯的这条步行街上，麦当劳和汉堡王与土耳其烤肉店安静和谐地共处一处，起码对我这样的外来者来说，在惊讶于异乡风情的同时，也不由地生出一种亲切感。全球化（当下事实上的西方化），在这样的时候就不能算是一种坏事。我想，当一个土耳其人前往遥远的中国旅行时，看到这些类似的快餐店，恐怕也会油然而生出一种特别的感动吧。 

我们必须承认乔治·瑞泽尔在《汉堡统治世界》中，所表达的对“麦当劳化”世界的担忧有一定理由，但把这种夸大这类担忧是不是就太杞人忧天了呢。资本主义推动下的全球化（或西方化）俨然已经成为事实，但对于那些依旧沉浸在对久远回忆中的东方古国们来说，这个事实直到今天都难以承认。如同当年的奥斯曼苏丹那样，他们一方面在经济上和日常生活中拼命地追逐着西方的品味和审美，一方面却在心理上执守所谓的传统和特色而用力地排挤西方。于是，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和执政者，就只能像徘徊在历史和现代的夹缝中的鬼魂，不知去向而首鼠两端。 

这样的困境，是埃尔多安的政策没有瞻顾到的，也是帕慕克的故事中没有讲述过的，但它们的确就一直鲜明地竖立在传统的苏丹艾哈迈德区与时尚的贝伊奥卢区之间，树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之上，或许还树立在与土耳其一样，那些背负着传统和历史而徘徊在普世价值门口的犹疑不决的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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