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阿马蒂亚·森曾提及一个有趣的故事。作为印度人的森，曾担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长。当他有一次回到英国希思罗机场时，移民局官员询问了他与三一学院院长的关系是不是很好。森觉得自己还算善待自己，所以答道“还不错”。但中间的片刻疑虑却加深了移民局官员的怀疑。这个故事或常常被森拿来自嘲，然而森也认为，这背后体现的正是人们对他人的身份认同过于单一。森指出，身份认同上的这种误区，正是社会暴力的根源。而萨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文明冲突论”中，则将国家或民族间的暴力冲突，归于不同文明在文化和宗教上冲突的结果。据此，亨廷顿预言，冷战结束后，国际间的冲突将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间展开，由此导致的社会暴力冲突将会持久而难以调和。

事实上，作为经济学家的森与作为政治学家的亨廷顿“殊途同归”，无论是身份认同上存在的误解，还是不同文明间矛盾的不可调和，其实都是在解释族群间的差异，是如何导致暴力冲突的。然而，美国历史学家拉塞尔·雅各比却在《杀戮欲》中，发表了自己对“暴力的来源”独特的看法。
　　
在《杀戮欲》中，雅各比开篇就把大家引到《旧约·创世纪》中记录的那个“该隐杀亚伯”的故事中。雅各比将其称为犹太教和基督教世界中的“第一起谋杀案”，并认同了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书中译为伊利·威瑟尔，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观点——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种族灭绝”。但更重要的是，该隐和亚伯是亲兄弟。由此，圣经里的这个“经典案例”，事实上指向了一个有关暴力的重要事实——暴力的主要形式是“兄弟相残”。雅各比提出，“陌生人对于我们的威胁，没有熟悉的人对我们的威胁那么大”。暴力最常见的形式，“是存在于熟人们、邻居们或者诸民族内部有亲属关系的社区之间的暴力——那些显然夸大或者缩小了的内战”。
　　
接下来，雅各比回溯了西方历史上那些惨烈的暴力冲突，以证明这个“令人不安的真相”。在罗马建城时代，罗慕路斯杀害了自己弟弟瑞摩斯的神话，被雅各比看作是“该隐杀亚伯”案在罗马史上的翻版。而在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日之夜”中，一场皇家婚礼最终演变成了天主教徒对胡格诺教徒的屠杀。另外，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对拜占庭的攻击；法国大革命中革命派与外省反抗军之间的互相屠杀；还有，巴尔干半岛上塞尔维亚人、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戕伐，都是历史上“兄弟阋墙”的确凿证据。
　　
当然，同一切研究暴力史的西方学者一样，雅各比也不会放过对“反犹主义”的讨论。在雅各比那里，“反犹主义”的出现并不在于犹太人与西方人有多么明显的差异，而是在于彼此间的相似性，例如，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共有很多东西，他们分享了一些共同的宗教象征。所以，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之所以从中欧被驱逐出去，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任何东西持有一些异端的观念，也不是因为他们捍卫着良心的自由。他们之所以遭到驱逐，就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另外，在雅各比看来，对“反犹主义”的讨论，本身也是用来理解西方文化中“兄弟阋墙”特征的很好案例。正如前文提到，西方人对犹太人的恐惧，正在于两者之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又表现在犹太人在被西方同化的过程中获得的巨大成功。正如卡尔·施密特所言，“同化了的犹太人是真正的敌人”。
　　
雅各比还通过借鉴弗洛伊德有关“细小差异”的理论，来进一步推导“兄弟暴力”的内在精神逻辑。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写道，众多团体的不宽容在反对一些细小的差异方面要比反对一些根本性的差异方面表现得更为强烈。而且弗洛伊德表示，“反犹主义”在这种细小的差异上的敏感性，类同于“厌女症”的心理症状。犹太民族由于秉持割礼，在西方世界中，被与女性联系到一起，犹太人被西方人视为具有某种女性气质。于是，犹太人成为对西方社会男性气概的威胁。这样的心理恐惧最终导致了“反犹主义”的产生。
　　
或许，我们会认为，雅各比在分析“反犹主义”的心理根源时，抹上了太多精神分析派的色彩。但是，雅各比对历史的梳理，恰如米诺斯神话中潜入“牛怪”米洛陶诺斯地宫的王子，借着历史的迷宫中的“线团”，机敏地探寻藏在文明深处的暴力根源。该隐和亚伯间发生的兄弟残杀的诅咒，至今仍然盘旋在人类世界的上空。而雅各比在《杀戮欲》中所做的，正是试图给迷宫的地图添上最后一块拼图，以尽早给予“暴力”这一魔鬼以致命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