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在西方作家中，如果要挑出一份迷恋日本文化的名单，那么一定有大卫·米切尔，与他在一起的，应该还有阿梅丽·诺冬、玛格丽特·杜拉斯等等。不过，作为同样与这个“菊与刀”国度有过亲密接触的西方作家，大卫·米切尔对日本历史的喜爱，或更甚于后面两位法语作家。
　　
在大卫·米切尔已经出版的五部长篇小说中，有三部的背景涉及了日本。米切尔的代表作《云图》，以及最新一部《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都涉及了同一座日本城市——长崎；而事实上，在他的第二部小说《九号梦》中，大卫·米切尔就把故事的背景放在了日本。恰巧，这部小说也于近日被引进到了国内。如同米切尔的其它作品一样，《九号梦》甫一问世即获得一片赞誉。2002年，米切尔也凭借这部小说第一次获得了布克奖提名，此后还因此被著名文学杂志《格兰塔》评为 “20位最佳英国青年小说家”之一。
　　
尽管拥有着一件日本化的“外衣”，但《九号梦》事实上讲述的是一个经典的西方式的“寻父故事”。在故事里，出生于九州岛宫崎的男孩三宅咏尔，在接连遭遇母亲出走、姐姐溺水的变故后，决定前往东京寻找自己的生父。在东京的八周时间里，三宅咏尔的“寻父历程”曲折异常，他不仅亲身体验到了大都市所带来的冲击和迷惘，而且还不幸卷入黑帮的争斗而差点丧命。不过，咏尔在经历惊心动魄的遭遇同时，也遇到了自己喜欢的姑娘，以及数个惺惺相惜的好友。
　　
熟悉西方文学的读者都会知道，“寻父”是欧美作家笔下经典的故事主题，这类主题的起源可以上溯至古典时期的荷马史诗《奥德赛》。《奥德赛》中，忒勒玛科斯“寻父”的经历成为剧情框架的核心支架之一。而在西方古典神话中，类似这样的“寻父”主题比比皆是，此后也成为西方文学最重要的母题之一。到了现代，我们依然能够在西方作家的笔下读到这样的故事。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环城大道》、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回归》即都是这一母题下衍生出的作品。
　　
不过，在经典的文学主题下，要把一个故事讲出新意，这对于米切尔来说，似乎从来都不是什么难事。正如在一次专访中，米切尔谈到：“情节、人物、主题、结构作为构成小说的四要素，其中表现情节和人物的各种手法已经被前人挖掘殆尽，主题须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留给新作家的，就只有在结构上创新了。”经过《云图》熏陶的中国读者，一定会对那部小说中奇巧梦幻的叙事结构感到惊叹。而同样的，在这本《九号梦》中，米切尔一样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在这方面的“天分”。
　　
如果说，层层环扣的《云图》在结构上犹如“俄罗斯套娃”的话，那么交织在梦境与现实、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九号梦》就好似是东方文化的标志符号——太极阴阳。在米切尔的笔下，三宅咏尔的这段“寻父”历程就在现实与非现实间不断切换，这种切换不仅在故事结构上增加了奇趣性，更是纵深了整个故事包含的信息与内涵。这种叙事特点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漫步于一座精心布局的江南园林，“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崎岖感不禁跃然于纸间。这种结构，也让读者更为容易地被带入到作者建构的故事世界中，身临其境的感觉油然而生。
　　
当然，这种叙事结构对作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对于非现实世界的建构，需要与现实世界一样精彩，甚至于要更为精彩。《九号梦》在这方面显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根据中文版译者的粗略统计，书中游离在“现实世界”之外的故事，有大大小小不少于20个之多，其中的许多单独来看本身就是极为精彩的短篇故事。例如，在“故事研究”这一章中，三宅咏尔避难寄居的那所房屋的女主人，所“撰写”的山羊作家的“画中画”故事，与三宅咏尔在这一时期的经历穿插在一起。在章节的结尾，现实世界中，经历了“九死一生”的三宅咏尔重新联系上了爱人今城爱；虚构世界里，跳崖后的“山羊作家”放下一切包袱，也找回了写作的灵感。现实与虚构的美好交织在一起，为主人公的美妙经历平添了一份悠远韵味。
　　
有趣的是，《九号梦》这种“阴阳”结构，似乎还体现在作者故意设置的两座城市之间，一座是代表了乡村社会的宫崎，它是三宅咏尔的故乡，代表了他的归宿和回忆；另一座则是代表都市社会的东京，它是主人公“寻父”的地方，代表了他的冒险与奇遇。我们很难说，这两座城市，哪一座意味着 “梦境世界”，哪一座又是“现实世界”。毕竟，在文学世界里，梦境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两者之间的选择则取决于个人本身的喜好或性情。正如《九号梦》里，三宅咏尔曾意识到：“好些人像我母亲那样，付钱给咨询师和诊所，让他们帮自己接入现实；好些人像我这样，付钱给索尼和世嘉，让它们帮自己接入非现实。”
　　
所以，在《九号梦》里，真实与非真实的分辨已经不再重要，我所知道的只是，这种梦境与现实间的暧昧，正是文学最诱人的魅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