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海外中国史研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恐怕是怎样都无法忽略的一位大师。费正清曾经这样评价他的学术成就：“对于任何对中国真正感兴趣的人来说，从现在开始，魏斐徳的书是他首先要读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而与其一起并称为美国汉学界“三杰”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更是赞誉魏斐德为“近30年来最好的近代中国史学家。” 

 

魏斐德一生著述颇丰，清史是他最主要的研究领域。而作为中国近代史权威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弟子，魏斐德不仅继承了先师的衣钵，并且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列文森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成果。《中华帝制的衰落》一书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当时大多数西方学者在谈到清帝国最终崩溃的原因时，仍然大多倾向于从外部入手。他们认为，西方近代的全球扩张对东方儒家帝国产生了严重的冲击，正是在这种冲击下，最终导致了中华帝国的衰落。然而，魏斐德却将中国帝国的崩溃，放到了更长久的历史时期内进行考察。他认为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不仅是受到了外部冲击，帝国的内部变迁同样也产生着切实的影响。因此，他在引言中表示，“我个人的研究不是寻找现代化的前提，而是试图分离出欧洲帝国主义全盛之前，中国社会变迁的内部资源”。 

 

很难断定魏斐德将内部因素作为一个重要方面来考察的灵感源于何处，但是我相信年鉴学派的创立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一定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理论资源。证据之一是，在魏斐德给学生开列的书单中，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就占有一席之地。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曾经这样描述历史学家的工作：历史学家好像是童话故事中的妖怪，哪里有人肉的香味，就在哪里出现。在布洛赫看来，人正是历史学家最应当关注的对象。遵循这一思路，魏斐德注意到，在公元1400年至1800年间，中国人口剧增引起晚期帝国的基本社会变化：农民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变化；绅士的增多；经济的商业化。因此魏斐德认为，正是在这些内部变化的共同作用下，再加上外部世界的冲击，才最终导致了古老帝国制度的衰落。于是，我们也就可以理解，魏斐德为何将全书的开头三章，分别献给了农民、绅士和商人这三类人群。 

 

 

而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魏斐德十分重视叙事方法的应用，甚至可以说是着迷于其中。他相信历史著作应该把叙事文体与理论分析结合起来，因为叙事本身就有解释的功能，情节的安排、材料的选择都会体现作者的观点。因此，从《间谍大师：戴笠与中国特务机关》，到《洪业———清朝开国史》，乃至于“上海三部曲”这些魏斐德最重要的著作中，我们都可以享受到历史叙事带来的魅力。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在美国的历史学家中，魏斐德特别引史景迁以为同道。然而，有趣的是，在《中华帝制的衰落》中，我们却能清晰地看到实证主义方法的影子，尤其是在开头实证方法的运用甚至远远超越了叙事。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魏斐德在历史研究方法运用上的全面和娴熟。

 

《中华帝制的衰落》长期以来被美国多所大学作为历史课程的教科书，是外国人了解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著作之一。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价值则更多的在于体会作者治学态度的严谨及研究方法运用的纯熟。更重要的是，读者在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那份热爱。无需再过多地介绍魏斐德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所作的贡献了，只要读一读诗人北岛向他致敬的那首《青灯》，就可以感受到他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热忱：“把酒临风，你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