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贴现率、逆回购、SLF、MLF、负利率、QE……，任何一个普通人看到这一串术语恐怕都会产生眩晕感，而这一切所透露出的无非是四个字——“货币宽松”。

 

我相信，大卫·休谟、艾萨克·牛顿、亚当·斯密这些“金本位制”的缔造者和信徒，如果从坟墓里活过来，看到今天央行们的所作所为，一定会气得跳脚。还记得当年亚当·斯密的那句名言吗——“以纸币替代大部分金银是空中楼阁”。然而，后世的“不肖子孙”恰恰就在一方面费尽心机地摆脱贵金属的束缚，一方面又努力加快货币印刷的速度。

 

查尔斯·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不过，我相信，只要看一下过去150年里黄金价格的变动，狄更斯就不会认为维多利亚时代是“最坏的时代”了。在他生活的年代，1盎司黄金的价格约合20美元左右；1944年7月，“二战”结束前夕设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则规定，1盎司黄金的价格为35美元；而进入21世纪初期时，黄金的价格则为1盎司250美元左右；今天，1盎司黄金值1340美元。也就是说，被今天大部分国家视为“硬通货”的美元，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贬值了6700%。

 

这还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在全球央行创造出的上述眼花缭乱的货币工具的“帮助”下，贬值似乎是所有货币都面临的共同命运。这意味着，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手中的货币都无法逃过沦为废纸的命运。

 

对此，或许很多人已经习惯于，将批评货币滥发的矛头指向前任美联储主席、外号“直升机”的艾伦·格林斯潘。但事实上，我们很难把全球面临的“流动性陷阱”的局面，全部归咎于格林斯潘。推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尼克松和他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其实才是真正打开“潘多拉魔盒”的人。他们摧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却没有彻底改革全球金融秩序，于是导致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依旧“畸形”：美国用超发的货币来平衡收支，却带给了全球流动性的泛滥，造成了今天全世界都处于货币困境之中。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与会者

 

所以，当我们来反思今天的全球金融秩序时，就必须去重新认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传统观念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崩溃都是围绕美元这个“核心”。多数人都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变迁代表了战后美国经济从盛到衰的过程。但美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加文显然并不这么认为。

 

在《黄金、美元与权力：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1958-1971）》中，加文详细地呈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自建立后10年直到崩溃的近20年内，美国与西方主要国家的互动和博弈。

 

同过去诸多分析和研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学者不同，加文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作背景放到了更为宽广的视角里来考证。这个视角不仅包括了各国金融监管部门和决策部门的经济考量，也包括战后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关系和利益博弈。

 

加文的研究起码纠正了我们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上的两种错误看法。第一个是，大多数人都习惯于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为了建立美国的全球霸权而确立起来的，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一定是违背美国政府的遗愿的。但加文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不久，美国政府就开始想要摆脱它。

 

根本原因在于，在这一体系下，美国无法解决国际收支平衡及由其带来的黄金外流的问题。由于哈利·怀特在确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方案时，更改了凯恩斯最初设计的以“超国家货币”为核心的体系，而将美元设置为与黄金挂钩的“元货币”，而其他各国的货币则与美元进行挂钩。这种安排的确在一定时间内起到了稳定全球金融体系的作用，但却束缚了美国金融部门的手脚，并造成了罗伯特·特里芬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困境”：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尼克松

 

由此可见，布雷顿森林体系给美国带来的并不是一座舒适的“龙椅”，而是底下燃着烈火的“铁王座”。于是，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再到约翰逊，这三任冷战时期的美国政府始终都在试图处理美国在国际收支上所面临的困境。

 

而在看到前三任总统在这一问题上消耗了大部分精力，却无法在经济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时，尼克松上台不久便毫不犹豫地单方面宣布美元脱离黄金，并推动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所以，可以说，是美国自己主动地“结束”了这个体系。

 

不仅在经济问题上，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美国似乎也对自己的“霸权”地位“面有难色”。这也就构成了我们传统认识上的第二个误区。

 

以往，我们总是认为，美国人在战后急切地想要建立起自己的霸权，尤其是在欧洲大陆，它是主动承担起了“冷战”领导者的职务，“美国热切地创立、维持并主导跨国的政治和经济机构或体制”。但加文却指出，美国的“冷战帝国”其实是受邀创立的，而更为重要的是，许多美国决策者都认为，“布雷顿森体系”和对于北约的广泛承诺，对美国来说是一种重负。而上述两个方面对于战后美国来说，正是支撑其“帝国”地位的两大支柱。

 

于是，真实历史中的美国并不是一位“勇于担当”、“一手遮天”的“帝王”，而更像是个在责任与权益、地缘博弈和捍卫利益的矛盾中徘徊的优柔寡断者。

 

所以，二战之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并没有成为“美帝国”的两大支柱，反倒成为一个“跷跷板”，美国便只能在努力平衡两个撬板的过程中力渐不逮。正如加文所指出的，“许多美国决策者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对于北约的广泛承诺是种重负，如果不能废除，则希望起码能削弱它们。显然，在美国所谓的帝国的经济和战略支柱间，存在较大的矛盾”。

 

这样来看，那个曾被称作“美帝国野心的经济基石”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可能在建立的第一天就已注定要走向崩溃。它可能始终都没让美国感到一丝“光荣与梦想”，带来的却只有痛苦和纠结。对此，加文感叹道，“布雷顿森林体系，如果曾经真正存在过，在其出现之始就一直在维持着其生命。”

 

稍有遗憾的是，加文在《黄金、美元与权力》中尽管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战后西方世界的运作体系，并梳理了四任美国总统时期，美政府的对外经济和战略决策的沿袭和变迁，但他却并没有直接分析“布雷顿森林体系+北约”这个战后体系的核心架构背后所存在的问题。

 

 

对此，我要指出，如果说“特里芬悖论”导致的黄金流出，是这一体系崩溃的外部和客观因素的话，那么，美国外交政策骨子里流淌的“孤立主义”血液，则是最重要的内部因素和主管因素。这一可以追溯到华盛顿时代的外交策略，不仅是早期美国最重要的历史遗产，而且也早已烙印在美国人的政策基因中。对于美国人来说，保持自身的强大和富饶比任何“帝国梦”都重要的多。

 

所以，每当面临险境，美国的决策者就会立刻显出他们保守主义的一面。约翰·康纳利的那句名言——“美元也许是我们的货币，但它是你们的问题”，也正是对美国在外交政策上所奉行的这种“孤立主义”最好诠释。

 

在这样的层面上，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对于美国来说，“美元和黄金”的问题永远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在本质上，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尼克松和他的“打手”康纳利打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束缚，也打开了货币政策的“潘多拉魔盒”。从此，美元摆脱了黄金的“束缚”，而在宽松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于是，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从康纳利粗鲁的喊话，到格林斯潘的货币泛滥，再到今天特朗普的横空出世，其背后的政策逻辑依旧一脉相承。

 

所以，今天的人们想要摆脱“流动性陷阱”和货币政策的困境，就必须首先清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然后再关上尼克松打开的那个“魔盒”——结束“赤字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的核心地位。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结束流动性的泛滥，并结束“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剥夺人民的财富”的丑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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