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这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放慢了增长步伐，旋即就有人想要接过“领旗”，其中声音最大的就是印度。去年下半年，印度财政部高官杰扬特·辛哈就公开宣称，印度已经准备好从中国手中“接过全球增长的接力棒”，同时还强调“用不了多久，印度就将在增长和发展方面把中国甩在身后”。

 

事实上，在印度国内，“超越中国”的言论早已甚嚣尘上。而这一现象更是被西方“好事”的媒体逮个正着。一场“龙象之争”就这样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各大财经媒体的“头条”。

 

我们不难理解人们对这两个国家间的竞争会如此好奇。很多人都会强调，从公元元年到公元900年间的近一个世纪中，中印两个古国间曾经有过密集的文化交流，它们当时就好像是人类文明史上两颗交相辉映的明珠，其后他们又各自先后衰落了。但很少有人意识到，从历史经历到社会制度，再到经济模式，中国和印度之间在今天早已有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印度，在5-6世纪以后，这个国家就始终处于异族统治下。直到1947年印度共和国建立，印度人才“重获自由”。

 

现代印度早已不能和古代印度简单地划上等号。所以，我们在进行“龙象之争”的讨论前，首先就要理解这样几个问题：现代印度与古代印度是什么样的关系？现代印度是如何诞生的？现代印度的诞生，又如何影响着今天印度的发展，并影响着它在国际上所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上述问题早就有人进行过深入思考，这个人就是印度的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944年4月到9月，因为领导独立运动而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尼赫鲁，在狱中回忆和梳理自己在印度这片土地上曾进行的探访，以及在书籍中学习过的印度史知识。而在狱中同伴的帮助下，他的这些所思所想最后凝结成一部厚重的作品，这就是《印度的发现》。

 

正如书的名字所提到的，尼赫鲁并不是单纯地写作一部“印度史”，他要做的是重新去认识并“发现”那个他生于斯、长于斯、斗争于斯的印度。正如他在1956年为此书的中译本撰写序言时所写道，“这本书并不是一部印度的历史，甚至也不是一部关于这个国家所发生过的事件的连续性记载。这本书仅仅企图了解它的悠久历史中的生活的某些方面，了解激动着它的思想和感情的某些方面”。

 

所以，在《印度的发现》中，我们可以看到尼赫鲁对于印度曾拥有的古代辉煌文明的追忆，也有他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抨击和印度人民抗争的叙述，当然还有对印度未来命运的展望。

 

或许与许多民族独立国家的领袖不同，尼赫鲁进行的这趟“文化苦旅”，的的确确是想重新认识这个文明古国是如何从兴盛到衰落，并试图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发现崛起的新路。而这正诠释了古印度和现代印度间的关系，以及现代印度如何诞生这几个重要问题。正如他在书的开头就提到：“我们之所以为我们以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过去’而来的。我们是‘过去’的产物，而且我们是沉浸于‘过去’中来生活的。不了解‘过去’，不感觉到‘过去’是我们心灵中一种活的东西，就是不了解现在。”

 

尼赫鲁与甘地

 

对于古代印度在人类文明史上所达成的成就，尼赫鲁当然毫不掩饰地表达自豪。在追溯印度早期文明时，他写道，“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与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的姊妹文明是有联系的、互通有无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是比较优越的。它是一种城市的文明。”而至于后来的孔雀王朝、笈多王朝在哲学、宗教、数学、艺术等诸多方面所创下成就，在尼赫鲁看来，更是每个印度人都值得珍藏的“世世代代的回忆”。

 

当然，尼赫鲁在赞美之余也不忘慨叹古印度的陋习，这些陋习也被其看成是造成印度近代衰落的原因。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种姓制度，尼赫鲁对其评论道，“在今天社会的组织中，种姓制度及其相关的许多东西是完全不调和的、反动的、拘束的，并且是进步的障碍”，在这个层面上，尼赫鲁是对种姓制度抱持的是明显的批判态度。除此以外，强调妇女隐蔽的闺阃制度、“发展到不可思议程度的排他主义”，以及自拉其普特时期到德里苏丹时代，再到莫卧儿帝国时期，伊斯兰文化对印度的数次冲击，最终使得印度在18-19世纪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一败涂地。对此，尼赫鲁表示，“从外边来到印度的伊斯兰教徒们不曾带来新的技术或政治经济上的组织……在技术上、在生产及工业组织方法上，它们与印度当时所盛行的要比较落后”。

 

然而，与阿塔图尔克迫不及待地将奥斯曼帝国的一切与现代土耳其完全切割的做法不同，尼赫鲁并未将莫卧儿帝国彻底鄙弃。反而，他肯定了亚格伯（又称“阿克巴大帝”，莫卧儿王朝第三代皇帝）以及其继承人奥朗则布的才干。尤其是亚格伯，尼赫鲁评论其是“成就惊人”的帝王。但这样的大帝也无法避免印度在面临西方挑战时所遭遇的失败命运。

 

因此，如果说，《印度的发现》的前六章是对古代印度的回溯；那么，第七章到第九章就是在详细阐述英国逐步奠定和巩固在印度的殖民地位，与此同时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独立运动也一同随之发展壮大的过程。在这里，尼赫鲁就解答了现代印度是如何在英国殖民过程中 “脱胎而出”的。

 

作为一个坚定的印度独立主义者，尼赫鲁在这三章中反复地批判英国殖民者的野蛮、腐败和专制。作为一个英国公学的毕业生，尼赫鲁显然对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行为，与英国本土的文明风气间的差别，感到震惊。所以在他心中便生出了两个“英国”：一个是他受教育的英国，另一个是殖民他祖国的英国。他提到，“早期来到印度的英国人与英国颇为隔绝”。有趣的是，在尼赫鲁写作《印度的发现》的十年前，乔治·奥威尔在处女作《缅甸岁月》里就以殖民者的身份，鲜活地刻画了在印的英国殖民者的丑陋和腐败，而他与尼赫鲁所抨击和批评的如出一辙。

 

 

在尼赫鲁看来，英国殖民者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抛弃了西方文明宣扬的自由、公正等价值观念，而以封建、专制的方式来对印度实行统治。其中，两项最主要的罪行就是建立土邦制度和阻碍了印度工业体系的形成。

 

土邦制度是英国殖民者与印度封建王公利益妥协的产物，在这个制度下，王公成为殖民者的傀儡，维系了殖民者的利益，却将整个印度变得四分五裂。尼赫鲁对此评价道，即使是在十九世纪，这些土邦都是违反时代的东西，而它们直到二十世纪还存在并将印度割裂成几十个独立的个体。而在印度独立过程中，这些土邦更是成为印度内部最大的阻碍，而被称为“英国在印度的第五纵队”。

 

更令尼赫鲁耿耿于怀的是，英国殖民者为了本国企业的利益，百般阻碍印度本土工业的发展。而尼赫鲁认为，现代印度完全有能力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在二战时期，印度甚至可以成为“中国和东方的兵工厂”。但出于英国工业的需要，印度工业的发展需求就被遏制了。

 

除去英国的殖民外，尼赫鲁指出，现代印度的统一和发展所遇到的最大问题，还是宗教冲突。在这个问题上，尼赫鲁一方面承认，印度所面临的宗教冲突“没有得到一个为各方所同意的解决方法”，为此包括他领导的国大党在内的所有组织都应为此负失败的责任、分担失败的后果；另一方面，尼赫鲁又坚持否定以默·艾、真纳为代表的人物所提出的印度“两个民族”的理论。他坚持要争取一个统一自主的印度。

 

当然，关押在亚马那加堡垒里的尼赫鲁，在抨击英国的殖民统治时不会知道，只要再坚持三年，印度就将从“捆绑”它的“小岛”手中挣脱出来而重获自由。但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的最后一部分，却已开始笃定地遐想起印度的“未来”了。

 

尼赫鲁的遐想并非是 “天马行空”的，而是建立在历史和现实之上的。在考虑了印度当时所面临的危机、机遇及其他现实时，他没有过分自信地为印度的未来给出明确答案，而是以提问的形式来提出设想：分割的还是成为强有力的民族国家，或是超民族国家的中心？这是他给印度未来提供的可能性。而比起这些选择更重要的是，尼赫鲁清醒地认识到，过去二百年印英间的关系，仍会持续地影响印度的未来，在印度哲学中这一影响被称为“羯磨”，即历史决定下的必然命运。

 

当然，现代印度诞生过程中面对的阴影、障碍和危机，并没阻碍尼赫鲁对印度更遥远的未来产生“野心”。他借着华尔特·李普曼的观点指出，地球将由三四个势力圈——大西洋集团、俄罗斯集团、中国集团，再后来还有亚洲南部的印度-伊斯兰教集团。这或许是后来尼赫鲁中国-印度亚洲轴心观点的萌芽。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他的壮志雄心，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作者为了唤醒印度民众的呐喊。

 

或许，写作《印度的发现》时的尼赫鲁无法预料，印度为了独立最终还是牺牲了统一；他也不可能预料，直到21世纪印度依旧还是一个地区中心。但他已经指出，现代印度在呱呱落地时从“过去”继承而来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正是今天印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所以，对于今天我们所讨论的“龙象之争”，答案可能早已藏在尼赫鲁的文字中。就像在《印度的发现》最后，尼赫鲁写道，“印度已经改变了，在这像是平静的表面之下，存在着疑虑和惶惑、失望和愤怒”。70年前尼赫鲁在恒河与亚穆纳河的交汇之城阿拉巴哈德记录下的这种感觉，如今似乎依旧萦绕在印度大陆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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