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写书在今天的中国似乎不算是什么新鲜事儿。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早就默默将个人作品数量增添到了5，另一位房企老总冯仑更可谓“著作等身”，就连“互联网新贵”马云最近也借着阿里巴巴集团的名义，低调地出版了一本《马云和他的朋友们》。

 

或许，在许多人看来，企业家写书无非是为了扩大知名度，与那些哗众取宠的成功学、创业学作家大同小异。但是，美国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却不这么认为。在她的作品《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里，她提到，在资本主义革命的早期，西方社会同样出现过企业家或创新者通过文字，来挑战传统社会观念的现象。譬如，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雇过写手为他们出口金条等违背传统观念的行为辩护；当时的许多农业改革者，也通过出版指导书籍推动农业革命；各行业的后来者更是靠着各种小册子，宣传鼓动解放经济。无疑，在阿普尔比的眼里，企业家的写作热情契合时代的呼唤：向社会的传统观念发起挑战，推动新的价值观形成。

 

因此，文化和观念的变化，被阿普尔比认为是推动资本主义革命的关键因素。在《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一开头，阿普尔比就直截了当地写道，“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文化体系。”

 

在讨论资本主义的起源时，可能从来没有一位学者像阿普尔比这样能够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在W.W.罗斯托的经典著作《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里，他的“经济起飞”理论与阿普尔比提及的“文化”因素擦身而过。在他搭建的资本主义起源的模型里，政治、商业和科学是最重要的参数，罗斯托仅在讨论科学技术的革命时，才涉及“文化”层面。但他的这种“文化”是与科学家、学者等精英阶层相关的，在普通市民中发生的文化观念变化，并没有被罗斯托注意到。所以，阿普尔比在评价罗斯托的理论时指出，这个模型会让人产生错觉，认为劳动力的素质是工业化中微不足道的因素。

 

加州大学历史学家肯尼斯·彭慕兰的“大分流”理论，是另一个可资比较的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彭慕兰通过东西方的对比研究，指出18世纪前亚洲许多地区与欧洲的社会发展水平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而19世纪的工业化发展，令欧洲崛起并确立了世界霸权，从而造成了世界历史上的“大分流”。与阿普尔比的观点相比，彭慕兰的比较只关注了农业生产、人的预期寿命以及国际贸易等显性因素，却没有考虑“公众对变化的接受能力，以及政府反应的灵活性等无形资产”，因此这样的比较研究也就显得过于机械。

 

那么，阿普尔比提及的与资本主义革命相关的文化变化，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内容？首先，最重要的地方在于，这种文化变化包含着向旧传统的挑战。18世纪前的欧洲社会，同一切传统社会一样，阶级和秩序是最核心的价值观。但是，伴随海外贸易、殖民扩张等经济新现象的出现，新的价值观念开始在各个阶层中滋生出来，对于利润和收益的谈论不再是一种禁忌，而逐渐成为人们普遍谈论的话题。从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官方贸易商，到牛顿、洛克这样的学者，都被吸引到金钱的魔力中。阿普尔比认为，这样的文化转变，正是英国在资本主义革命前，与亚欧其他国家的最大不同。

 

其次，这样的价值观念还导致了一系列社会观念的变化。在文学作品中，一些旧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比如“职业生涯”(career)，19世纪之前的含义是“赛马”，“个体”(individual)到17世纪才被用于指人。而另外，人们的职业选择也开始出现新趋向：如果说普通农民不再世代耕作还有着被动的因素，那么一些学者、作家也开始倾向选择与经济有关的职业，则意味着社会主流观念正在发生改变。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身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牛顿在晚年成为英国皇家铸币厂的厂长，这一职位相当于现代的中央银行行长。更为有趣的细节是，正是在他的任内，英国完成了第一次货币改革，而且由于他在1717年提交的一份报告，加快了银本位制度的退出步伐，英镑开始与黄金挂钩。除此以外，包括社会品味的变化、消费观念的逐渐强大，乃至于自由和个人权利等价值观的形成，都可以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革命出现的新文化形态。

 

当然，资本主义崇尚消费、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观，成为了创新和经济繁荣的源泉，却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阿普尔比在《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中，谈论完资本主义的起源以后，还花了更大篇幅叙述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的历史。资本主义的文化观念尽管与传统社会相比更加公平，但在根本上的逐利动机，却令资本主义的历史中留下了许多惨痛记忆。无论是长达300年的奴隶贩卖，还是在新旧大陆开展的殖民战争和殖民扩张，抑或是20世纪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资本主义文化在全球扩张的结果。也正因此，阿普尔比才将资本主义革命称作是“无情的革命”。

 

然而，即使如此，阿普尔比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依旧是乐观的。在面对当代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如熊彼特的“资本主义必将失败”的观点时，她也不以为然。阿普尔比深信，人们会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而资本主义革命尽管“是一场无情的革命，却并不是盲目的革命”。

 

阿普尔比对资本主义历史的描绘，尤其是对文化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强调，对我们审视今天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有着重要意义。在工业化方面，尽管中国已经利用“后发优势”尽力赶上了西方的步伐，但是在社会观念和文化层面，中国仍与资本主义初期的欧洲社会相似。所以，当我们看到企业家纷纷投身于写作的时候，或许应该看看他们究竟在写什么。因为，在他们那些还有些粗糙的表达中，或许就隐藏着一场即将发生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