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机快要过去10年的时候，全球央行都发现，上世纪末期以来屡试不爽的宽松货币政策，现在却很难再对经济起到明显的提振效果。欧洲、日本已经实施负利率，而美国则在货币政策正常化和重回宽松的路口彷徨，但经济复苏看上去依然遥不可及。

 

其实，在危机发生不久，就有学者开始对格林斯潘开启的宽松时代进行反思。这其中,既包括艾伦·布林德（《当音乐停止之后》）这位格林斯潘的前同事，也包括沃尔夫冈·施特雷克（《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这样身处欧洲的“隔岸观火”者。如今就连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总统顾问山村耕造，也开始质疑这种货币扩张政策了。

 

欲望消费引爆资本主义

 

山村耕造在2015年出版的新书《过剩：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中，将主要经济体的这种困境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这种危机起码体现在三个方面：长期停滞不振的经济、威胁到民主制度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以及正在达到临界点且不可逆转的环境大灾难。

 

与大多数批评者一样，山村耕造同样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今天面临的危机，萌芽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进入消费饱和状态，而转向“满足型消费”阶段。其重要的特征是，人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已基本满足生活的需要，大众消费的热点开始转向奢侈品——“人们衣橱里塞满了几乎从来不穿的衣服，数不清的玩具、配饰和其他类似的不必要的商品”，这些消费是为了满足个人不断膨胀的欲望。

 

但与这种消费模式转变所形成的“悖论”是，工资增长和有效就业增长却陷入停滞、生育率也持续下降，这使得迅速增长的奢侈品商品难以寻找到足够的需求来消化，但传统产业却在这一转型中出现大幅萎缩。最终，发达国家的经济便陷入了这样一种怪圈：需求增长极为缓慢，逼迫企业投资动力不足，而这又抑制了就业和工资水平的提升，最终继续导致需求放缓甚至萎缩。

 

当然，面对困境，政府能够积极应对、对症下药，也并不会导致当前的困境。但大部分发达国家政府由于都持“保守”立场，使得他们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倾向于选择“小政府”和供给学派的主张。简而言之，这种主张的核心在于坚决执行减税政策，并大力推行宽松（甚至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过去30年，这些政策对各国经济的“疗效”却呈边际递减状态，最终使得各国普遍陷于上述三重危机之中。

 

在《过剩》的主体部分，山村耕造详细分析了这三重危机在各大主要经济体中的表现。借此，他想指出，美、日、德、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所染的“疾病”表面看去症状各异，但历史数据却揭示，它们背后所呈现的趋势和危机本质上相同。于是，山村耕造疾呼，资本主义世界已开始广泛地承担货币政策失灵的后果，并已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可以说，山村耕造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历史数据的，所以他开出的药方同样也来源于历史的经验。在他看来，为了应对和解决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必须实施不同于“保守派”立场的“箱外”操作，即启动一场“系统性变革”。而资本主义的历史，其实就是在这种变革中不断涅槃重生的历史。

 

他指出，资本主义在早已经历过两次系统性变革。第一次变革发生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它帮助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进一步完成了社会和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借此大幅削减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并将政府从财政困境中拯救了出来。正是在这场变革之后，英国得以西方各国中脱颖而出。

 

第二次变革则为发生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的社会进步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变革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美国社会，借此重建社会价值秩序和经济秩序。在内容上，这场运动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层面：从政治上的争取妇女选举权、市政改革到经济领域的反托拉斯运动，从救济穷人和改善工人待遇的社会正义运动到自然资源保护……因此，进步运动给此后的美国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帮助美国的制度更加包容、透明和更具有福利导向性，并使其为资本主义世界树立了新的典范。

 

告别“小政府”能拯救资本主义？

 

这两场变革为山村耕造提供了智力资源。基于这些历史经验，他对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危机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开展第三次系统性变革。他指出，这场新的变革最需改变的就是当前“保守派”的“小政府”和供给学派的主张，其核心就是要进行税收法改革，增加税收水平，尤其是加大对富人、奢侈品消费和金融交易领域的税收力度。与供给学派认为的税收增加会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观点相反，山村耕造强调，如果税收能被用于增加社会需求，它就能促使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同时，新的变革还需要化解当前政治制度并不符合民主运作的期望，也就是在政治领域，变革选举制度等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方式。

 

在讨论新一场系统性变革可能遭遇的阻力时，山村耕造则展现出格外的乐观。他相信，相对于前两场变革，新的系统性变革不太可能遇到更大的阻力。也因此，他确信，经过新的系统性变革，发达国家重新回到增长的轨道，将成为一件大概率的事。而对于许多左派人士倡导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替代的方案，他则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之外的其他制度只会降低生产效率。

 

总的来看，山村耕造对当前全球所面临的经济困境的认识，有一种历史的洞察力。也因此，他较现在大部分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能够相对地跳出政策上的观念定势和桎梏，而察觉到“箱外”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不过，山村耕造也与诸多亚裔美籍学者类似，他对当下的西方民主制度尤其是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有一种“信仰式的痴迷”。就像另一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西方民主制是“历史的终结”一样，山村耕造也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可以通过不断的变革，而得以存续并再次繁荣。所以，尽管他看到了资本主义面临的系统性危机，但提出的所谓“箱外”改革方案却还只是停留于税收、货币、选举制度等琐碎层面，而很难从中看到系统性改革的影子。

 

于是，在与沃尔夫冈·施特雷克所代表的“晚期资本主义”、大卫·哈维所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等更广阔的学派谱系的映衬下，山村耕造这种所谓的“箱外”改革，在根本上其实仍然只是在资本主义这个“箱内”做文章而已。

 

有意思的是，山村耕造退休后曾写过一部自传色彩浓郁的文学作品《逆袭》。他以自己的经历为蓝本，刻画了一个来自日本的普通男孩，通过努力成功地融入进美国主流社会的励志故事。这个日本式的“美国梦”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作者的立场，但或许也正是这段经历，使他过于相信“美国梦”的魔力，而无法真正地跳出“箱子”去审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场不仅是美国而是全球共同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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