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范与边缘互为尺度-严杰夫的约柜-财新网

“我们，是我们所记得的我们。”罗杰威廉姆斯大学的两位历史学家杰弗里·梅里韦瑟和劳拉·达莫雷在一本研究美国纪念史的作品里如此写道。在这部作品里，两位作者探讨了美国历史是如何通过纪念碑、神话、政治演讲、博物馆等物体和文字来建构的。

事实上，这两位历史学家谈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学问题：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由“历史”所规划的社会现实，但这个“历史”不等同于历史事实，而是被人们所记忆、书写和叙述的“历史”。所以，我们就是生活在“历史记忆”之中。

这样一种现象的存在，让许多社会学家意识到，人类需要对外界事物具有“反思性”。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所说，“我们得自于社会的许多偏见……”这种偏见深深影响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描述与理解。落到历史学的研究上来说，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也正是王明珂在他的新作《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中想要表达的观点。

王明珂的这部作品想要尝试提出一套历史分析方法，分析了文本、表征（表相）以探索社会情境（本相）及其历史变化。除此以外，王明珂还期望借助这种“反思”，能够让一般的读者“从中得到一种观察、认识周遭世界的方法”。用我们所熟悉的一句话来表述即为：透过现象看本质。

事实上，作者所提出的这一方法论体系，与他所进行的研究有着莫大关系。王明珂长期以来一直在对华夏和华夏边缘进行着细致的观察与研究。

作为华夏核心的汉文化，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东亚地区的文化核心。因此，在历史叙述和记忆里，汉文化的“记忆”就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就是说，汉文化为周边民族提供了一个“典范”，这种“典范”不仅代表着社会权力的统一，也代表着优势民族在观念形态上的权威。

然而，作者发现，“典范”还需要有“边缘”来予以支撑。于是，围绕在汉民族周边的少数民族，也就成为“典范”的补充叙事。羌、苗、藏等族的历史叙事一方面代表了他们与“核心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另一方面又代表着各个少数民族之间与中原文化联系的紧疏差异。

王明珂列举了四则“英雄徙边记”的模式化情节，来分析“典范”与“边缘”的互动和冲突。这四个故事的主人公分别是吴太伯、箕子、楚国将军庄蹻、爰剑，分别代表了生活于汉代的东吴、朝鲜、滇、羌四个民族。这四个故事拥有同样的模式结构：一个失意的英雄自中原或中原相关的诸侯国远走异地，并在异地成为了当地的王。在这个模式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谁是核心，谁又是边缘。

另一方面，这四个“边缘”民族之间也有着巨大的差别。吴太伯、箕子是中原帝国的王子，因此与核心文化间有着紧密的关系；而庄蹻则为臣子，与核心文化间的关系就弱了一层；爰剑则曾是秦国的奴隶，于是羌民族与核心文化间的关系也就在四者中最为疏远。

这样一种模式，不仅成为了三千多年来华夏历史的“典范”叙事模式，而且还影响着居于“边缘”的羌、苗等民族的自我认同。王明珂认为，正是这种模式化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记忆，为中国人虚构了今天的历史记忆，并妨碍了我们去接近社会本相和真正的历史事实。正如许多社会学家所发现的那样，在当代社会中，“我们”在认识与描述“他者”时常常会表现出“认知焦虑”。

在这本书里，尽管王明珂是从“历史”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差别开始谈论，但他关注的其实是历史叙事的模式及其背后所表现出的深远意味，即所谓“表相”与“本相”、“认同”与“记忆”、“文本”与“情景”间的关系。在这样的反思过程中，王明珂发现并认识到，“典范”知识容易让我们忽略“边缘”，让我们将发生或存在于边缘的人、事、物视为异端或微不足道的异例，进而动摇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体系。

也正如葛兆光在一篇文章里所提到的，“在不同立场上看，中国也是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周边’，在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中，东亚各国可能既互为背景也互为尺度”。这样来看，葛王二位老师在“典范”和“边缘”的认识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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