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里，就发现了中国人走向海洋的证据。但在很长时间里，海洋对于中国人来说都保持着神秘色彩。而中国人真正开始理性地探索和利用海洋，可能需要到唐宋时代。唐宋时期，造船业的成熟和指南针技术的出现，令中国人得以能更深入地探索邻近的海洋，并借助海上渠道开始与更多的域外文明建立联接。这种碰撞也让华夏文明圈的范围扩大了数倍，而将东南亚的诸多岛国纳入了进来。

 

也正是从此时起，海洋文明开始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朝代更迭中数次经历了锁国政策，却再也难以摆脱这样一种趋势：来自海上的域外交流逐渐超越来自陆地的交流，海洋对于中国人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最终成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力量。到明清时代尤其是晚清时期，这种趋势更是让中国人意识到，自己已很难再忽视那些来自海洋的力量了。

 

所以，理解中国的变化，就必须理解中国的海洋史。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在大部分中国人的潜意识里，中国史的叙事视角仍习惯性地聚焦于内陆，而即使是谈论到海洋，也不过只是将其作为内陆史的补充。却很少有人会在意，在自明末开始到晚清的两三百年里，海洋文明早已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经济生活里。也正因此，我们始终都认为，晚清中国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崩溃，是由于西方列强的冲击和满族贵族统治的腐败，却没意识到，其实官方的统治体系和秩序，在底层社会的日常经济活动里，早就开始慢慢瓦解。是这种社会里的“细胞变异”在日积月累之后，才最终造成了晚清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有意思的是，反倒是很早就与中国进行“海洋交流”的日本学者，拥有视角上的独特性，使得他们最早发现了中国历史中的“海洋基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滨下武志对于朝贡贸易体系的研究，还是杉原熏等日本学者对亚洲内部贸易成长的研究，均是基于这样的学术发展背景。受到这样的影响，中国经济史方面也出现了以通商口岸为主的研究，其中就包括京都大学历史学家村上卫的《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

 

《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的研究主线，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的第一批通商口岸之一厦门，以及厦门周边的福建人的贸易活动。因此，这本书的副标题即为“福建人的活动与英国、清朝的因应”。同时，考虑到历史变化的延展性，村上卫还将研究的时代背景，延伸到了鸦片战争前闽粤沿海民众的贸易活动。

 

通过描述通商口岸开埠前后，厦门经济圈内社会秩序、贸易活动的变化，村上卫指出，清朝沿海秩序的崩溃并不是发生在鸦片战争后，而是鸦片战争之前就出现了这样的迹象。这种变动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清政府对沿海地区的统治政策，也并非英国等西方列强的侵入，而是普通民众对利益追逐的一致性。

 

 

在书的一开头，村上卫提到了1885年发生在福建省漳浦县海域的一桩英国船触礁事件。在这个事件里，我们以往的历史叙事似乎发生了逆转：英国人成为“弱势群体”，他们的船只在触礁后，迅速被当地渔船包围。随后，数百位渔民对英国船实施了劫掠，尽管英国船员进行了抵抗，但最终保住的只有鸦片等部分物品。村上卫指出，类似的“事故”在晚清中国的沿海地区不断重复上演。村上卫在其中想要暗示的，并非我们惯常的历史观念——英国人在陈腐的中华帝国面前显示出绝对的优势——是完全错误的，而是想要揭示历史细节远较我们认识的要复杂的多。

 

他指出，清末民国以来，中国人经常被形容为“一团散沙”，并被认为这是中国很长时间内无法完成国家整合而受到列强欺凌的重要原因。因此，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个体行为很容易就被否定。但犹如1885年福建漳浦事件所呈现出的那样，在近代，中国人也经常会表现出“行动一致”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这种“零散行动”，在很多时候还对近代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村上卫认为，正是这些“零散行动”，“将中国推向新的时代，不仅将列强对中国国内的影响降至最低，甚至摆弄、牵制了列强”。

 

这些“零散行动”由于大多基于利益，因此在本质上就是民众的经济活动。所以，晚清东南沿海民众的贸易活动，便成为村上卫在书中叙事的主线。而在这些贸易活动中，最核心的商品就是大名鼎鼎的鸦片。但与大部分学者不同，村上卫抛开了鸦片以往背负的情感色彩，而仅仅被看作是中性的大宗商品，就如茶、糖等其它晚清重要的大宗商品一样。这让我们更加客观地观察到，东南沿海的贸易活动在晚清中国曾经产生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这些贸易活动对清朝的地方统治和英国等列强的利益共同造成了冲击。为应对这种冲击，在鸦片战争中本处敌对位置的清朝政府与西方列强拥益，却实现了联手来共同恢复东南沿海的秩序。这也成为晚清时期清政府应对国内反叛的一种模式。在后来镇压太平天国等历史事件里，这种中外联手模式获得了清朝统治者更大规模的运用。

 

其次，贸易活动的挑战，还促成清朝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发展起了团练。在清政府的军事力量不足以稳定当地社会秩序，而西方力量又无意于更深地涉足地方事务时，地方官僚和精英不得不借助地方力量发展团练，来应对传统秩序的崩溃。这种方式此后也成为晚清中国的一大特色。同样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地方团练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次，也是随着地方团练的发展及其在某些方面的成功，满清贵族和部分官僚开始过分依赖于这种“团练神话”。对此，村上卫指出，团练神话与民众抵抗神话就是在成为许多沿海地区形成、散播开来的。这种神话此后使得清朝统治者错判了其与西方列强的力量对比，并造成了“义和团悲剧”，进一步将国家的秩序推至更混乱的局面中，最终葬送了清朝的统治。

 

最后，正是在这些看似混乱，甚至很多是非法的沿海贸易活动里，中国人形成了自己的近代海事制度象。因此，起码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在晚清的变局中所经历的不只有耻辱，还有古老帝国对现代性和全球化最初的体认。

 

在村上卫的历史叙事里，我们第一次看到，在面对全球贸易体系的融合和变化时，中国民众的行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由西方列强主导的全球海洋秩序的重构，的确导致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传统秩序被破坏，鸦片战争后建立的通商口岸制度，更是加速了这种破坏。但近代制度在中国的形成，是在中国民众和西方列强的冲突交流过程中被塑造起来的。所以，村上卫才会强调，“近代性制度被引人中国大多是在双方的合作关系中推进的，并非是依照外国、外国人的意图实现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也有部分制度是清朝政府强行推动的。

 

在最后一章有关英籍华人的主题讨论里，村上卫更深入地讨论了晚清的中国人，是如何利用西方力量和西方制度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承认，中国人在英国和清政府的夹缝里“求生活”时表现出的“狡狯”，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面对局势的变动时，与清朝统治者表现出的惘然无措相比，底层民众的反应显然要敏捷得多。

 

村上卫自诩《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可能会是最先描述晚清中国‘海洋史’整体”的图书。当看到书中大量详实的统计数据时（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档案不善于此种记载的背景下），我们就知道作者的并非是在吹牛。正是依靠还原沿海地区民众的贸易和经济活动，村上卫为我们展现了晚清中国的另一种面貌。而在这其中更重要的是，在数据和文献背后，村上卫还呈现出了一场“不一样的鸦片战争”。他让读者注意到，在那场重要战争的背后，有的不只是清政府与英国军队的刀光剑影，还有海盗、苦力贸易、鸦片贩子、牙行、英籍华人、普通渔民的身影。而有了他们，中国近代史才真正完整，也更丰满和真实。

 

 

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请帮忙在“朋友圈”转发，并推荐“严杰夫的约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