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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这两天发布了一条报道,透露了前江苏铁本董事长戴国芳正筹划“东山再起”。他不仅已在江苏盐城设立了镍铁生产厂,还在印尼投资10亿美元建厂。戴国芳可谓是当代企业家中“重拾河山”的代表,值得敬佩。
 
细究起来,拥有与戴国芳类似经历的当代中国企业家并不在少数,其中最有名的恐怕还要数褚时健。这位当年的“烟草大王”在上世纪末临近退休前,因为被控“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锒铛入狱。在经历3年监狱生涯后,褚时健又在农产品领域重拾旧山河,并再度取得巨大成功。褚时健百折不挠的精神堪称励志,而其在两个差异巨大的行业先后取得成功的传奇,更是赢得诸多大佬的推崇。他本已传奇的一生,晚年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遗憾的是,无论是“烟草大王”也罢,还是“褚橙”的励志神话,褚时健在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和传记作家那里,渐渐变成中国企业家中的一个“神话”,却没有多少人知道褚时健当初是如何将一个地方小卷烟厂发展成烟草行业的巨头;也没有人在乎褚时健在掌管红塔集团的“最后时光”,自己的家庭、职业生涯遭遇过怎样巨大的变故;更没有人去探究,褚时健在出狱后,为何又会选择众多企业避之不及的农业来开始 “第二次创业”。
 
但我们必须了解这一切才能够懂得,褚时健的一生对于今天的企业管理者究竟有多少值得学习和思考的部分;对于今天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又有多大的参考价值。
 
在过去的两三年中,国内出版的褚时健传记作品已有四五部,其中既有云南日报资深记者这样曾近距离接触过褚时健的作者,也有依据以前的公开报道来撰写的“历史拼凑者”。但根据褚时健自己的说法,这些作品均没有经过他本人的授权和审阅,因此在权威性上也就差了一些。不过,王石旗下的万科公益基金自2013年起资助年轻作家周桦,对褚时健及其人生各个时期的重要人物进行了深入采访。因此,在周桦的《褚时健传》中,我们不仅看到作者对于历史细节的详细还原,还有大段褚时健自己的口述文字。这本传记得以从褚时健的视角和作者的视角两个维度,重新呈现了褚时健的一生,从而拥有了特别的史料价值。
 
在叙事上,周桦的《褚时健传》没有跳脱传记类作品的传统框架,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呈现褚时健的一生。而文字上,这本传记的整体叙事风格也十分朴实。但正是这样使得这部作品,与褚时健一生的整体基调十分映衬。正如褚时健给自己做出的评价:“我这个人,做事讲求踏实和认真。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天才。但我一直是个实实在在做事的人……”。
 
此外,由于作者“获得授权”得以深入储家,直接接触到了妻子马静初等储家的核心成员,储家的家庭生活也在书中第一次被大量公开。从褚时健少年时期多舛的家庭命运,到此后因为堂哥的缘故而走上革命道路,及解放后褚时健在基层从政的过程中,与妻子相遇相识并结为连理,这些褚时健的个人历史细节充实了整部作品。而褚时健与马静初长达60年的婚姻生活更是全线贯穿于传记中,成为其中有机的一部分。
 
当然,对于关注褚时健的读者来说,上世纪90年代末的“储案”的来龙去脉和个中细节,仍旧极具吸引力。而作为一部完整的褚时健传记,这一点自然也是作者无法回避的 “历史事件”。周桦在书中用了两个章节来还原“储案”的前因后果,并澄清了此前媒体对案件的一些传闻,尤其是女儿褚英群在狱中自杀的原因。许多媒体此前都称,褚英群是受褚时健的牵连,在狱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才选择自杀的。事实上,根据周桦的还原,褚英群当年确实参与了“倒卖”香烟,这一案件也成为最后“储案”爆发的真正导火索。也就是说,这一细节与此前的大多数报道正好相反,是褚英群和马静初的“倒卖”行为,才导致褚时健的“罪行”被坐实,并最终牵扯出了他“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事实”。不过,作为父亲的褚时健,在悲剧发生后,始终都将女儿意外身亡的责任归咎于自身,这或许是此后外界对个中细节产生误读的主要原因。
 
整体来说,周桦对于“储案”的整体评价没能超出此前大众已给出的定论,依旧将其定性为一场“发生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前夜”的悲剧。但放在今天来看,对于“储案”的整体反思,如果还只是局限在国企管理者薪酬制度改革的层面,就稍微显得有些视角狭窄了。只有将其放到国企改革和烟草这样特殊行业改革的大背景下去反思,才会对今天处在改革深水区的中国产生出更大的现实价值。
 
 
直到今天,烟草行业依旧是国家专营的特殊行业,如何理顺其中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如何将其改革与当下迅速推进的国企改革相契合,这不仅是当年“储案”爆发的时代背景,可以说在当下依旧是中国经济改革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储案”审判结案不久,以红塔集团为代表的国营烟草企业领导人的薪酬即获大幅提升,但这一突破却没能扭转烟草行业的整体现状,而曾经在褚时健手下大放异彩的“红塔山”却可以说是意外也可以说是意料之中地衰落了。
 
这样来看,直到今天,我们依旧没有能够对褚时健当年的那一出“时代悲剧”给出很好的答案。今天中国的宏观环境,对于褚时健这样的企业家来说,依然不能说已足够公平。类似褚时健、戴国芳这样由企业家个体与宏观制度间的冲突而带来的悲剧,在未来也仍然可能发生。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然看到,中国的改革已在努力改变这种现状。自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实施供给侧改革,以契合中国经济向中高速增长转变,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方向。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即为淘汰不适合市场需求的行业,将此前的低端产业向高端升级,并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打造新兴行业。这样来看,企业家就成为决定供给侧改革能否成功实现的核心力量。对于政府来说,除了提出改革的方向以外,如何创造公平和健康的企业运行环境,给企业家创造改革和转型的空间,也是极其重要的任务。
 
而对于企业家来说,如何形成符合时代的企业家精神,则是其最重要的目标。北大经济学家张维迎曾对当代企业家进行过一次分类。他把企业家类型分为掠夺型和创造型。前者依靠自己的优势地位,对消费者进行掠夺而赢取利润;后一类企业家则依靠创造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和产品来实现盈利。褚时健显然是后一类企业家。
 
无论是在玉溪卷烟厂时期,还是在此后种植橙子的过程中,褚时健表现出的最突出的企业家精神,就是对产品质量的精益求精。这种经营理念可以说贯穿了他整个企业管理生涯。从少年时期帮助家里烤酒卖酒,到改革开放前夕在基层糖厂负责生产时,这一精神品质就已初见端倪。而在玉溪卷烟厂期间,褚时健对产品质量的追求达到一种近乎苛刻的程度,但正是这一点使得这家地方烟草小企业一跃成为全行业的翘楚。
 
事实上,与褚时健同时代成功的企业家大多拥有类似的故事。例如海尔的张瑞敏,当年当众砸毁劣质冰箱的故事,至今仍为众人津津乐道。反而是改革开发多年以后,质量已不再是大多数企业家运营管理的题中之义,如何降低成本、通过差价尽快赚取利润,却成为大家热烈讨论的话题。所以,我们回头再去阅读褚时健的一生时,或许会发现,即使是在被称为“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如何将一个普通产品在质量上打造的无懈可击,依然是“中国制造”需要解决的首要命题。这一命题恰恰正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义。
 
无论是当年的“红塔山香烟”,还是今天的“褚橙”,在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里,褚时健用类似的模式和理念,成功创造出了两个“明星产品”,这样来看,褚时健正是用自己的一生很好地诠释了供给侧改革中企业家应当完成的任务。
 
这样来看,我们或许会发现,今天被政府治理者、被财经媒体反复提及的“供给侧改革”、“中国制造2025”这一系列新名词,其实早就存在于褚时健这类企业家的实践中了,在今天它们只是被赋予了新的形式,而个中理念却仍大同小异。
 
在这个层面上,周桦的《褚时健传》的价值就在于,让我们可以察觉到,褚时健一生在努力追求的目标,与当下中国改革所追求的目标是如此契合。我相信,当我们的每个行业里都有一个“褚时健”时,中国的消费者也就不再需要远渡重洋去运回奶粉、马桶盖……。到那天,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才可以说是真的成功了!
 
文章原题为:褚时健: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企业家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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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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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篇文章 6年前更新

基督徒,不算太靠谱,但还算正经青年。 生平爱生活、爱阅读、爱姑娘。 江湖人称“小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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