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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刺客聂隐娘》的唯一看点

 
文/严杰夫
 
侯孝贤计划改编拍摄《聂隐娘》的故事,是好几年前就传出的消息。而今年在获得戛纳最佳导演奖之后,《聂隐娘》最终得以在大荧幕上与普通观众见面。这也是大陆观众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到公映的“侯氏作品”。 
 
侯孝贤与已经去世的杨德昌,被看作为“台湾新浪潮”的领军人物。他早期拍摄的《儿子的大玩偶》、《风柜里来的人》、《恋恋风尘》等作品,均体现出其“用另外一种眼睛看世界”的特质(法国著名华语电影评论家让-米歇尔·傅东语)。而真正令侯孝贤获得今天的地位的作品,还是要数以“台湾二·二八事件”为背景创作的《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被誉为侯氏风格的集大成之作。全篇通过一个家族兄弟四人的遭际,生动刻画了“二·二八事件”发生时期台湾的社会人物风貌。在这部此后获得威尼斯电影金狮奖的作品中,侯孝贤那长镜头的叙事风格、“小津”式的电影美学,以及对历史场景高度真实的还原,都成为他此后大部分作品中风格化的“标签”。《刺客聂隐娘》也正是这样一部具有 “侯氏标签”的作品。 
 
唐代人裴铏“原著”的《聂隐娘》(也有说这个故事是伪作,而是后人刻印“唐传奇”的时候,夹进去的私货)全篇仅1700余字,多靠人物对白推动,对于场景细节、人物角色的描写都极为扼要。所以,电影导演要对这个故事进行改编,最具挑战性的就是对于场景细节的还原。而这恰恰是侯孝贤最擅长的。 
 
可以看得出,侯孝贤作为一个大师级的导演,在对唐代人生活场景的还原上下了较大功夫。这一点在电影的前半部分尤为明显:电影开头,聂隐娘第一次“执行任务”刺杀大寮时,遇到大寮与亲子、幼子玩耍的场景;聂隐娘回家后,沐浴更衣及其后拜见祖母、母亲的场景;魏博藩主田季安议事时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从室内摆设到人物穿着,再到日常用具,侯孝贤施力的焦点就在于还原唐代官僚阶层的生活风貌。 
 
另外,原著作者本来试图刻画的只是一位女侠。这位女侠对于物质生活要求极低:娶了一个只会磨镜的丈夫、本要刺杀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却因为仁义而变成了刘的护卫、领取报酬时只要求200文、刘昌裔升官时聂隐娘却选择隐退。无论如何,在原本的故事中,聂隐娘与那些我们所熟识的武侠人物一般并无二致。作者在这个故事里想要表达的,无非就是千年以来不曾变过的中国人对于“侠义”的理解。 
 
不过,在侯孝贤看来,这种“侠义”仍然过于“抽象”,无法引起人们在情感上的共鸣。因此,侯孝贤对整个故事情节也做了重新安排。除去将原著中插叙的叙事顺序改为顺序外,他还将聂隐娘的尼姑师傅设定为皇帝的女儿,并将聂隐娘的母亲设定为尼姑姐姐曾经的下属。最重要的是,侯孝贤将原著中聂隐娘与刘昌裔这条故事主线,更换为聂隐娘与田季安之间若隐若现的感情戏。这样一来,侯孝贤就给故事注入了两个层次的情感:一个是聂隐娘与田季安之间的情感纠葛,二是以尼姑师傅(嘉诚公主)为代表的一系列剧中人物体现出的孤寂。所以,侯孝贤的“聂隐娘”早已不是裴铏的“聂隐娘”。无论是在剧中聂隐娘与田季安之间的“相爱相杀”,还是那个作为“剧中剧”出现的“青鸾舞镜”的故事,都可被看作是侯导置入的“私货”。 
 
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侯孝贤在“七年磨一剑”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也能理解他在对原著改编时“夹带私货”的动因,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刺客聂隐娘》看作是侯孝贤作品中并不算成功的一部。 
 
电影《海上花列传》的剧照,是侯导场景还原的巅峰之作
 
首先,就侯孝贤最擅长的场景还原来说,我们必须指出,电影中的部分细节呈现还是犯了历史类电影最容易犯的失误——想当然。譬如,在电影中,侯孝贤多次展现了儿童玩耍“鞠”的情景。事实上,宋代以前,蹴鞠并非是适用于普通民众的娱乐项目,而是用于军队的训练项目。像电影中那样,被用来作为儿童玩耍的工具不太可能。唐代仲无颇在《气毬赋》中就介绍了“鞠”的使用场景,“苟投足之有便,知入门而无必。时也广场春霁,寒食景妍。交争竞逐,驰突喧阗。或略地以丸走,乍凌空以月圆。”如果侯导看到仲无颇的这段描写,一定不会想在这部安静的电影中置入如此激烈的运动。 
 
此外,《刺客聂英娘》在场景还原上的另一个败笔就是人物对白。我看到很多媒体在介绍这部电影时称,侯孝贤在人物对白上使用了文言文。但事实上,侯孝贤使用的可能是白话文,起码是一种不标准的文言文。但无论是白话文还是文言文,都不是口头语而是书面语,而白话文更是在元代以后才开始广泛使用。正因此,《刺客聂英娘》里的角色张口交流时,总给人一种拿腔拿调的感觉。可以想见,侯孝贤原本可能是想刻意使用古文对白,让场景更具有历史感,却“弄巧成拙”地让人物语言显得不伦不类了。 
 
其次,有心的人或许会发现,《刺客聂隐娘》的叙事节奏在前后部分有明显的变化。我们能够看到,电影在后半段的情节展开上,节奏可谓急转直下:田季安的妻子派出刺客、法师谋害田季安宠溺的胡姬,聂隐娘狙击刺客,救出胡姬和父亲,结识磨镜的丈夫,因为误会而与田季安发生厮杀,其中还穿插了与同门师妹(或师姐)的打斗……这一系列场景的展开令后半部的电影叙事节奏,较之前半部分骤然加快,聂隐娘也不断在这些空间距离较远的场景中来回,给人疲于奔命的感觉。这与以往侯孝贤那沉静的“小津式”的电影语言极为不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可以推测,侯孝贤在这部作品中其实是做了某些让步。 
 
当然,我们不会因为一部作品就质疑侯孝贤的创作水准。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刺客聂隐娘》的唯一价值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有的机会,得以在大荧幕上观看到正宗的“侯氏作品”。除此以外,这部作品确实无法代表侯孝贤作品的平均水准。无论是《悲情城市》里那种对人物和时代的生动刻画,还是《孽海花》里那种对历史场景高度真实的还原,我们都无法再在《刺客聂隐娘》中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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