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盖伊

文/严杰夫

 “我坚信人类文明是以牺牲原始的本能为代价而创造出来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15年冬天在维也纳大学介绍精神分析方法时曾如此说道。包括这句在内的维也纳大学讲课内容，此后被整理成书，成为了那本著名的《精神分析引论》。 

作为创始人，弗洛伊德亲自见证了精神分析学派从创立到鼎盛，再由分裂而衰落的整个过程。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位在罹患了口腔癌之后选择安乐死的心理学大师，一定认为精神分析理论最终连同二战的炮火，湮灭在了历史的河流中。后世也确实有学者作出过这样的判断。资深心理学出版人约翰·科尔在传记《危险方法》中即作出下面的结论：“我们今天所知的精神分析学派带着它自身固有的那些矛盾，终于走向了衰落”。 

弗洛伊德

诚然，在治疗领域，精神分析或许确实由于其缺陷早已不再被心理医生选为主要的治疗方法，但在其他领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却出其意料地落地生根了，其中最显著的就是文学和历史学。不用提D·H·劳伦斯的代表作《虹》让心理分析派文学一鸣惊人；在历史学领域里，心理分析方法更是为大名鼎鼎的法国年鉴学派贡献良多。直到今天，精神分析法依旧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它帮助历史学家打开一扇不同寻常的大门，以洞悉特定时代里的大众心理。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的《感官的教育》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感官的教育》是盖伊晚期的代表作——五卷本《布尔乔亚经验》中的第一部。这部巨作的时间跨度自19世纪初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结束，涵盖了整个19世纪，就是许多学者所提及的“维多利亚时代”。而盖伊在这其中考察的，是这一个世纪中，资产阶级文化发生的变迁。 

在盖伊看来，这一变迁极为复杂，也就很难用传统的历史考察方法加以描述。这种复杂一方面表现在内容上。盖伊认为，在那个时代中，“求爱的方式和教育的理想、对手淫的恐惧和体罚的观念、对女性的描绘和建筑的品味，还有其他诸多的文化特性，都发生了重大转型”。不过，这一系列转型并不统一，很难总结出一致的倾向或特征，而是“有时是难以察觉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辨认”。不同领域所发生的不同趋势的变化，加深了这个时代资产阶级文化变化的复杂性。 

维多利亚时代

另一方面，这种复杂还体现在概念的定义上。正如盖伊指出，“资产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就难以捉摸、难以界定。他所描述的“资产阶级”涵盖了“医生、商人、教师、家庭主妇、小说家、画家、政治家等群体，还有因为经营有方而获得一定经济独立和社会声誉的工匠，更有为数不多的贵族……”这样一份庞杂的人物清单，一定会颠覆我们以往对“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固定观念，马克思们的教科书中的“资产阶级”相较之下显然单纯太多。 

这样的复杂性也就给盖伊描述“维多利亚时代”的资产阶级文化全貌，提出了巨大挑战。由此，盖伊另辟蹊径，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着手，通过历史人物的书信、日记等私人资料，来分析他们的内心及其与外界的交互，借此勾勒出19世纪社会独特的一面。 

既然是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基础，可以想见，对于研究对象的性心理分析，也就成了《感官的教育》中的主要内容。不过，与心理学著作里那些若隐若现的名字相比，盖伊在书中列举的却是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 

在整部作品里起到线索作用的案例是梅贝尔·卢美斯·托德的私人日记。梅贝尔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家境殷实、衣食无忧、崇尚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同时渴望社交”。22岁时，梅贝尔嫁给了大卫·派克·托德，后者和她父亲一样是一位天文学家。梅贝尔结婚前后的生活在表面上同时代大多数资产阶级女性并无不同，但她显然更具有外向性，她是社区里的活跃分子，并有一段引人瞩目的婚外情，其中的诸多细节均被梅贝尔详细地记录在日记里。 

或许，对于梅贝尔的后人来说，她的日记是令家族感到尴尬的记录，正如盖伊写道，“尽管她有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意愿，她还是伤害了丈夫以及女儿”。但对于盖伊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尴尬的文字却具有巨大的资料价值和启示意义。在盖伊看来，梅贝尔这个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人物，正好作为探寻利亚时代资产阶级内心状态的导游。借此，进一步延伸触及到维多利亚时代普通市民的爱情和欲望、充满张力的两性关系、以及在道德的压抑下社会成员又如何调整自己的性心理状态。 

盖伊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趣的社会细节，其中有人们对待手淫、堕胎和避孕等性行为自以为是的看法，也有城市资产阶级对女性职业最初的探索。由此可以看出，在心理层面，维多利亚时代的资产阶级就呈现出了一种过渡状态：大多数资产阶级家庭内部仍然保留着传统的道德立场，女人的根本职责是生育，手淫、堕胎或避孕都是不道德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开始更加注重自我发展，并更尊重个体对人生和命运的自我选择和把握。 

我们可以看到，在盖伊那里，跟随在梅贝尔后面的，既有像她这样籍籍无名的资产阶级成员，也有像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法学家莱斯特·沃尔德这样被记录在案的社会菁英。然而，无论在成长背景和社会地位上有多大差别，他们在社会心理上却拥有同样的状态：努力适应和传承祖辈传递下来的道德观念，同时又开始尝试在释放和抑制个人欲望之间寻求平衡。这正是盖伊在《感官的教育》中，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坚力量寻求到的共性。 

在《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中，盖伊曾提到，“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这样的研究哲学指导着盖伊从弗洛伊德那里寻找到了撰写《感官的教育》的灵感。对于盖伊来说，“创造出真正的历史”比起发现真实的历史显然更为重要，但这种历史往往藏在人们最私隐的地方，只有借着精神分析这一许多人眼中的“伪科学”，才能创造成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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