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今年国内引进的两本海外史学界作品令人格外印象深刻。一本是欧阳泰的《1661，决战热兰遮》（原版名：Lost Colony：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另一本则是裴士锋的《天国之秋》（原版名：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

这两本作品有太多的联系：两位作者都是史景迁的弟子，因此都继承了史氏“会讲故事”的叙事特色；在内容上，这两部作品也存在某种“机缘巧合”，前者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清朝初期，后者则把目光聚焦于晚清的一场内战；更深层的相同之处在于，欧阳泰和裴士锋在各自作品中都想要探讨一个类似的主题：近代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与西方究竟有过怎样的互相影响。唯一的显著不同是，较之于欧阳泰选择相对小众的清初的中荷之战，裴士锋则选择了殊为热门的太平天国。 

无论对于海外汉学学者，还是对于中国本土的历史学家来说，“太平天国史”都毫无疑问是一门“显学”。据称，上世纪后半叶，几乎所有中国资深的历史学家均涉足过这一领域，而整理挖掘的文献资料和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数量达到了上亿字。即使是裴士锋的老师史景迁，也曾写过一部厚厚的《太平天国》。不过，也正是全球化的视角给予裴士锋的这部《天国之秋》以一种焕然一新的视角。 

在以往大多数学者的作品中，对太平天国战争影响的讨论总是围绕洪秀全为首的起义军和清政府的镇压展开，即使是涉及到西方，也不过是聚焦于基督教在太平天国建制中的作用。与这些“老生常谈”相比，裴士锋想要考察的则是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对中国内战所起到的影响。最终，裴士锋想要评价当时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成败。 

裴士锋在书中选取了一个特别人物作为 “故事”的主人公——洪仁玕。提起洪仁玕，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资政新篇》。这部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文献，被看作是其不同以往农民运动的一个标志。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这个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人物出场机会并不多，一是因为洪仁玕进入洪秀全政权的核心已是战争后期，二是他并没全程参与太平天国起义，而且对洪秀全的影响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明显。 

不过，在裴士锋看来，洪仁玕却拥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他是太平天国政权中唯一一位熟悉西方的高级官员，他在香港教会的经历更是被认为是太平天国政权中真正理解基督教教义的官员。洪仁玕也成为西方观察太平天国的唯一“窗口”。这也是《天国之秋》以洪仁玕为一条主线的重要原因。 

裴士锋认为，在洪仁玕重新回到太平天国的队伍中之前，西方人并没有能够找到直接接触“天国”的渠道，也就无法对这个新政权进行准确的评价。西方与太平天国的第一次接触，或许是发生在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击败清政府，并如愿签订《天津条约》之后。英法联军的指挥官额尔金在回国前，曾经循延长江前往新开放的通商口岸汉口。在这期间，额尔金的舰队与太平天国有过短暂接触。但这个接触无法让西方人对太平天国有实质性认识，西方国家无法判断“太平天国所信的基督教和英格兰所认识的基督教是否一样”。 

1859年4月22日，洪仁玕抵达天京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这种转折正与洪仁玕颁布的《资政新篇》有关。其中明确提到，基督教对于强国的重要性，因此洪仁玕也就期望借助西方传教士而倚重西方列强，来帮助天国战胜清朝并最终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强国。对此，裴士锋将洪仁玕的治国理念评价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真正从全球视野提出的改革建议”。 

由此，洪仁玕的到来为西方观察新政权打开了窗户。尤其是，传教士开始频繁造访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并成为西方对华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艾约瑟、陶陶然、理雅各这些传教士都发出支持太平天国的声音，而罗孝全甚至留在了洪仁玕的身边，期望有一天能够成为天王的信仰导师和新政权的“教主”。不过随着传教士的接触深入，他们逐渐发现洪仁玕的权力很快便开始衰落。干王并没有受到新政权统治集团内部的一致尊崇，反而又遭受到来自天王的质疑。洪仁玕地位的变化，也预示着太平天国与西方之间关系的变化。传教士和西方其它的舆论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开始转向，最终导致西方主战派占据了上风，并促成了英国做出干预中国内战的决定。 

当然，裴士锋期望从更广阔的视角来指出英国对华政策转变背后的原因。裴士锋认为，不仅仅是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导致英国对华政策的急剧转向，同一时间发生在美国的内战，也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这种局面的发生。裴士锋指出，正是由于英国政府在放弃了干预美国内战后，才下决心要保住亚洲新兴的中印市场。出于这样的利益考量，英国在对华政策上才逐渐由中立向干预转变。最终，这种转变导致中国内战的天平向清政府倾斜，太平天国由此走向了灭亡。 

裴士锋表面上并没有直接在叙事过程中，对这一时期的西方对华政策给予直接评价。但借由书中的种种提示，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抱持的否定态度。裴士锋认为，英国的干预让本应早就该倒台的腐朽的清政府又得以获得了50年的“续命”，而在实际利益上，英国的干预也并能获得任何预期的好处，却反而是帮助一个极力反对西方的势力（曾国藩）剿灭了一个极力拉拢西方的政权（太平天国）。所以，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从外交礼仪上，乃至于从历史走向来判断，英国在天平天国和清政府之间所作的选择是荒谬和错误的。 

放在今天来看，裴士锋的这一结论可以说是对西方列强在近代殖民过程中肆意干预他国内政的辛辣讽刺和批评。这一点与作者多元的叙事线索，以及独特的视角一起，令整部作品成为太平天国研究领域的一部绝妙作品。 

不过，我们还是要指出，裴士锋的“故事”在细节方面仍欠严谨。特别是在探讨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上，作者太过于强调西方因素。毕竟，从中国革命史的角度来比较，太平天国的失败归根到底因归咎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盲目斗争，这导致洪秀全政权在后期陷入到无人可用的境地。石达开的出走并“自成一支”、洪仁玕权力的迅速衰落及其改革方案无法落地，这些作者已注意到的诡异现象，其实都是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造成的后果。也因此，裴士锋对于华尔、戈登率领的“常胜军”对于清政府的价值，也就显然夸大了。事实上，根据裴士锋的叙述，“常胜军”参加到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已经是很晚的事情，而且“常胜军”在与太平天国军队的对抗中其实是负多胜少。而戈登率领时期，“常胜军”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还是与太平天国此时的军事主力仅剩李秀成一支有关。而裴士锋将戈登与“阿拉伯的劳伦斯”相比，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整体来看，瑕不掩瑜的是，《天国之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太平天国的全新角度。裴士锋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大航海时代已开启400多年、工业革命爆发也有100年的19世纪60年代，讨论任何历史事件的走向和影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已经远远不够。即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和哲学家们在主观上仍是以一种内向的视角来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像曾国藩那样本能排斥和藐视西方的技术和哲学观念，但在客观上，我们无法回避和否认的是，当时的世界和中国都已进入到了一个融合的新时代。所以，洪仁玕也好、曾国藩也好、还是最终决定帮助清政府的英国公使卜鲁斯也好，他们其实都是 “身不由己地扮演起他们做梦都想不到而影响历史深远的角色”。这正如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写道的那样，“社会发展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但不是以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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