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这一点对于犹太人、基督徒或者伊斯兰教徒来说，是毫无疑问的常识。不过，对于许多“异邦人”（《旧约》里对非以色列人的统称，后来被基督教引申用来指代所有非信徒）来说，想要理解这一点恐怕就有些困难。 

尤其是，当有一天真的站在这座“圣城”的面前时，我们恐怕很难依靠眼见的景物，寻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实，这座城市与“天国”、“神圣”这些词语间有着明确联系。更不用说，《塔木德》里所记的“世界若有十分美，九分在耶路撒冷”这句名言，在许多中国人眼中，几乎是要与普天下许多景点的拙劣宣传词如出一辙了。 

即使是犹太人自己也同样承认，表面上看去，耶路撒冷就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城市。英籍犹太裔历史学家西蒙·蒙蒂菲奥里在《耶路撒冷三千年》里写道，“这个地方远离地中海海岸的贸易路线；这里缺水，夏季阳光曝晒，冬季寒风凛冽，嶙峋的岩石参差不齐，而且不适合定居。”而且，“从耶稣的使徒到萨拉丁的战士，从维多利亚时代的朝圣者到今天的游客、记者，每个人都怀着对真实耶路撒冷的美好想象来到这里，然而呈现在他们眼前的耶路撒冷使他们大失所望。” 

如此看来，那个伟大的“世界中心”是处于历史典籍里的，也是处于许多贤达文士的想象中的，但却似乎在现实世界里却无处可寻。西蒙在《耶路撒冷三千年》所记录的故事，似乎正是想要去努力解决耶路撒冷在历史和现实中的这种尖锐矛盾。 

为了解开这对矛盾，与其他城市史的作品不同的是，西蒙并不在意耶路撒冷城里那些家喻户晓的地标建筑，也没有过多聚焦于数千年来城池格局的流变，以及其他一切冰冷的遗迹，而是选择从家族和人物入手。这是因为，西蒙认为，“家族的历史可以显示有机的生命模式”。于是，大卫、耶稣、所罗门、耶洗别、以赛亚、保罗这些《圣经》中耳熟能详的名字，到居鲁士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和克里奥帕特拉这些西方历史典籍中反复出现的人物，还有果戈里、马克·吐温、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也就是那位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这些近代的政治文化明星，他们的故事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历史。3000年的耶路撒冷历史就是这样在人物的“你方唱罢、我方登场”中不知不觉地讲完的。我们无法断定，西蒙的耶路撒冷史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但却能判定它是最容易让人理解这座城市的伟大在何处。 

当然，西蒙·蒙蒂菲奥里并没有回避耶路撒冷本身的神圣特质，战争、暴力依旧是这座城市三千历史中的主角。尤其是，西蒙从来不回避人类在这座伟大城市所犯下的那些丑陋的暴行：从公元前的希律王暴政，到公元7-8世纪的犹太战争，再到11世纪末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在耶路撒冷掀起的大屠杀，西蒙笔下的人物和家族便是在这些战争和暴行下起起伏伏、盛极而衰。也因此，西蒙才会在曾经的采访中提到，“过去的60年要算是耶路撒冷历史上最平静的时期之一” 。 

有趣的是，蒙蒂菲奥里将自己家族的故事也化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中。作者的曾祖父摩西·蒙蒂菲奥里是著名的犹太财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婿。19世纪中叶，摩西以西方资本家和慈善者的身份回到耶路撒冷，在放弃了奥斯曼帝国大使提出的购买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建议后，只是在老城城墙外重新建了一个新住宅区。对于这座千年古城在近代发生的这一细微变化，100多年后，摩西的曾孙西蒙·蒙蒂菲奥里在《耶路撒冷三千年》评价道，“这标志着城墙外新犹太人城市的出现”。 

夏多布里昂在离开耶路撒冷前曾说，这座城市像是“沙漠中的一片荒冢”。而西蒙让这座城市中的历史人物和家族得以重现，却是给这片“荒冢”注入了生机。他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两个耶路撒冷——一个是天国的，一个是尘世的；一个是在历史的想象中，一个则存在于残酷的现实中——的异同。但，无论如何，我们无法否认西蒙最后判定的，耶路撒冷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世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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