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小米科技的雷军近日再度成为焦点。他宣布原新浪总编陈彤加盟小米，并担任主管内容业务的副总裁。同时，雷军还宣布，要投资10亿美元进行内容建设。如今的雷军站在中国的IT大佬队伍里，他的每一次动作都会接受注目礼。这位被称为“雷布斯”的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品牌创始人，可谓站在了世界之巅。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位跻身于世界顶尖行列的企业家，是从沔阳县剅河镇一个名叫赵湾村的小村庄中走出来的。也就是说，曾经的雷军是个地道的农民。

事实上，何止是雷军，恐怕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许多人，都无法撇清与农村的关系。但问题在于，尽管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将目光聚焦在“三农问题”上，但除去被用来作为股市题材炒作的背景外，究竟还有多少人真的愿意来重新审视当下中国农村发展遇到的问题。

倒是一些知识分子，愿意将其他人“逐潮”的时间，用来审视农村和农民的现实困境。雷军的湖北老乡李昌平就不用提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梁鸿则将目光放到自己的老家河南穰县梁庄，并写出了《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两部作品；另外，中央电视台的知名制片人王学友（笔名司徒朔），在他的新作《农民何谓》里，也同样呈现了家乡——河北河间尊祖庄乡北司徒村——自1949年以来的变迁。这些作者的文字风格迥异，题材类型差异悬殊，但殊途同归的是，他们都期望为我们展现当下中国农村的现实图卷，以提醒更多的人再次意识到那个已被反复提及的命题：即使在城市化迅速推进的今天，“三农问题”依旧是中国发展最核心的问题。费孝通所说的那句名言，“解决了农民问题，就解决了中国的现实问题”，放到今天依旧适用。

如果说，梁鸿在她的两部作品中，希望通过真实的案例，来反映当下中国农村的各类现实问题和发展困境，那么司徒朔在《农民何谓》里所作的，则是想通过父母的口述，来探寻当下“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语境。有趣的是，不同于李昌平严肃而学术的文字，也不同于梁鸿深情而沉重的叙述，司徒朔在《农民何谓》里的书写倒是轻松谐趣。比起前两者来说，司徒朔的文笔或许有些琐碎，却更容易将读者代入到书中的世界，听一听作者想讲的那些“故事”。

不过，无论这些作者的风格有多大差异，他们描述的对象在地理空间上又存在多远的距离，但其中对农村的现实观察则是共通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农村中存在的传统人际关系。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曾提及，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好像是扔一块石头到池塘里形成的波纹，个体自我是中心，而其他人则如同大小不等的波纹围绕着中心。这种格局存在于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每个角落，也决定了农民解决现实问题的观念路径。无论是婚丧嫁娶这样的红白喜事，还是盖房耕地这样的日常行为，农民最先想到的支援总是与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亲友。

这样一种模式在《农民何谓》中有着多处体现。司徒朔的父母1976年起分家单过，逼不得已要建房。但那个年代建房要复杂得多。即使你有钱，也没有人力也没有材料，一起生产资料都掌握在集体手中，似乎个人建房就是桩“无法完成的任务”。但幸运的是，生产队队长是作者父亲的表哥，这就解决了“建设用地”的现实问题，再加上同村人的协助，新房出人意料地顺利建好了。

不光如此，作者母亲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出当“出脚牙医”的经历，同样是这种“差序格局”的典型体现。她母亲依靠着自己和徒弟的亲属关系，才能走南闯北，在技术不过关的情况下，赚了不少钱。

事实上，直到今天，这样的“差序格局”依然是进城务工的农民所依赖的生存路径。正如梁鸿在《出梁庄记》里观察到的那样，外出务工者都存在 “抱团”现象。人们打工选择的目的地、所从事的行业，总是与亲友、老乡相同或接近。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在当下中国的现实体现。正如司徒朔写道，“农村人出行，并非无目的‘盲流’。基本思路是寻找哪里有同乡或者亲戚立足，再以此为突破口……”。

不过，司徒朔从父母口述中观察到的一点，似乎是被以往的学者、作家们所忽略了的。中国农民在现实主义的外壳下，拥有着极强的适应力。从某种程度来讲，改革开放以来出台的许多农业制度，其实是在农民实践中孕育出的。它们最终成为一项制度，无非是国家对农民的这些自主实践给予了法律上的肯定。

或许，每一个人都记得在高中政治课上所学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当代中国农业的解放意义。不过，在司徒朔父母的记忆中，类似于小岗村的“革命”早就在农村悄悄试验了。更出乎意料的是，作者父亲并没有将改革开放后的农业增长归因于制度的变革，而是认为农业技术发挥了更大的贡献。普通农民的直观感受，常常会这样出乎意料地颠覆我们熟悉的理论观点。但或许这也正说明，个体解放才是根本上推动社会变革的真正动力。

  这样一种现实是不是在正告我们，与其费尽心机地进行“顶层设计”，不如亲自去问问农民的意见，或者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我变革空间，或许这才是寻找解决“三农问题”钥匙的捷径吧。

我们不能否认，城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冲击着农村社会；也的确，传统的“乡土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正迅速塌陷。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视而应尊重和期待，看似孱弱、卑微的农民个体在生存发展上拥有的智慧和潜力。费孝通曾说，“最终解决中国土地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而在阅读了梁鸿、司徒朔们的作品后，我则要说，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诀窍，恐怕不在于从制度上去规定农民和农村发展必须执行的路径，而应该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去发挥聪明才智、寻求对策。毕竟，正是在这样的农民群体里，已经孕育出了像雷军这样的世界级企业家。

所以，与其我们都着急地想要抛离农民与农村，不如重新回到农民与农村，在那之中才蕴藏着真正的“大智慧”！

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请帮忙在“朋友圈”转发，并推荐“严杰夫的约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