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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严杰夫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曾说,“我们并没有生活在故事中,即便我们是通过在回顾中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故事的形式,来给生活赋予意义”。作为两届“布克奖”得主,希拉里·曼特尔显然深谙这句话的精髓:真实的历史和故事是两回事,但我们却可以通过故事来赋予历史新的意义。这种观念在曼特尔的作品《提堂》中表现得格外明显。 
 
作为“克伦威尔三部曲”的第二部,《提堂》讲述的是1536年,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失去宠幸,被投入监狱,最终被审判并遭到处决的故事。与大部分历史小说不同,《提堂》中的这场斗争并未表现出势均力敌的紧张感。或者,可以说,在曼特尔的笔下,安妮·博林尽管是个颇有手腕的王后,但是在国王和克伦威尔面前,她就同一只待宰羔羊,毫不挣扎地等待着宿命降临。这样一来,曼特尔似乎要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王后在她的对手克伦威尔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事实上,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在于曼特尔是以克伦威尔的第三人称视角来叙述这场政治斗争的。正是这种视角让读者误以为,斗争的双方是安妮·博林和托马斯·克伦威尔。但如果仔细读下去,你能发现,克伦威尔只是被动地卷入了这场斗争。而他之所以从王后的支持者突然变为 “敌人”,是因为他认定王后会成为斗争中的失败方。 
 
当然,在曼特尔笔下,克伦威尔并不只是趋炎附势、随风飘摇的“墙头草”。如果没有他的存在,国王想要顺利解除与安妮的婚姻,乃至将她处死,都不是可以简单完成的事。可以说,正是克伦威尔的支持,让国王最终下定决心要摆脱安妮的阴影;也正是克伦威尔在各种势力间的合纵连横,才让王后成为“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最终不得不接受被处死的命运。 
 
这样的人物刻画,正是表现了曼特尔对克伦威尔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在曼特尔眼里,克伦威尔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代枭雄。出生于平民阶层的他,凭借着智慧和胆识,游走于各种政治势力之中,既躲过了敌对方的眀箭暗枪,又借助各种势力和资源,一步步攀登上政治权力的顶峰。在真实历史中,克伦威尔辅佐下的亨利八世,让英国迈进了一个历史转折期。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与罗马教会分裂、君主权力得到提升,将枢密院分离出宫廷而成为后世内阁的雏形,下院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也令英国议会朝着现代化发展,这些都在无意中让英国成为第一个掌握“现代化起飞”的钥匙的国家。亨利八世时代的这些变革,为此后伊丽莎白一世的英国迎来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也为一个世纪以后爆发的“光荣革命”埋下了伏笔。 
 
正如布克奖评委会主席彼得·斯托萨德评价的那样,曼特尔打破了常规历史小说的写法。这种突破首先体现在她对叙事节奏的把握上。在《提堂》里,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剧情发展有着一种“前松后紧”的节奏。在这样的节奏下,曼特尔给予这个时间跨度仅有三周的故事的前半部分留足空间,以气定神闲地铺陈导致安妮悲惨结局的各方面原因,其中既有国王对王后看法慢慢转变这样的客观因素,也有克伦威尔联络各派势力和各种角色来给王后罗织罪名这种主观因素。等到万事俱备后,曼特尔突然加快节奏唤“东风”,故事情节急转直下,安妮的倒台也顺势呈现“呼啦啦如大厦倾”的景象,让人顿觉政治斗争背后的风云诡谲,读来酣畅淋漓。 
 
《提堂》文本上的另一个特色是,曼特尔在剧情推进上也颇有心得。不同于大部分历史小说,总是期望借力于离奇的情节,来增加冲突性,曼特尔大部分时候都是借助克伦威尔与各色人物的对话,来完成整个故事的讲述,来完成了对安妮·博林的“谋杀”。 
 
在《提堂》的结尾,上一个故事《狼厅》里的政治伙伴遭遇了迥然不同的结局:安妮·博林被处死,克伦威尔则爬上新的权力巅峰。然而,曼特尔并未大肆渲染主角胜利后的狂喜和激动,却刻意写出一种忐忑气氛,其中夹杂了太多对于未来的隐喻和暗示。正如曼特尔写道的,“‘不过’这个词就像藏在你椅子底下的一个小精灵……不存在所谓结局。如果你认为有结局,就是误解了它们的本质。它们全都是开端。”作者显然是在给予我们一种期待,这个故事的结束只是意味着下一故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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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杰夫

严杰夫

174篇文章 6年前更新

基督徒,不算太靠谱,但还算正经青年。 生平爱生活、爱阅读、爱姑娘。 江湖人称“小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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