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在最近的数百年里，中国的科技会停滞不前，以至于成了一个备受欺辱的衰老帝国的？”大约半个世纪之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对中国进行了11次考察后，提出了这几个问题。此后李约瑟的这几个提问，逐渐成为东西方比较研究的焦点，并被称作为“李约瑟难题”。到现代，“李约瑟难题”在科技领域外已有了多种“变体”。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体有关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爆发，即为什么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最终在西方爆发，而并不是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

东西方的比较研究，当然并不以李约瑟为发端。起码从启蒙时代开始，东西方的差异就已是知识分子最喜欢讨论的话题。譬如，伏尔泰在“自作聪明”的比较后，疯狂地追捧乾隆时代的中国，他相信中国人才是最有理性的，却认为当时的欧洲则处于“通奸是家常便饭”的野蛮社会。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见识到东方帝国愚昧落后的真面目后，能如伏尔泰般向东方发出赞美的西方学者变得凤毛麟角，他们开始意识到，东西方世界拥有着怎样的文明落差。马克思在评价中国时就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这些资本主义早期学者，固然大多是依旁人的记录和叙述，来评判东西方差距的。因此，无论是伏尔泰，还是马克思，他们的观点中总是诗意多于理性。直到20世纪以降，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进，东西方对于彼此的印象，已不再是停留在书本中的想象，更多了一层亲身实际的观察。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涌现出了一大批学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西方领先于东方的原因提出了许多卓有见识的观点。这其中既有以“大分流”理论而著称于世的“加州学派”领军人彭慕兰，也有以“经济起飞”模型蜚声学界的W.W.罗斯托，甚至于以生理学为专业背景的贾雷德·戴蒙德也因着那本著名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为我们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分析了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

对于“李约瑟难题”及其变体的思考，显然是一个取之不竭“富矿”。直到今天，来自各个专业的学者还在凭借着不同的知识背景，提出各自的理论模型。美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参考了考古证据、历史数据、现代社会数据等方面，提出了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信息技术4个参数，以此来衡量不同文明的发展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创设了“社会发展指数”。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莫里斯利用这一指数及描述它的模型，对“西方缘何主宰世界”这一经典问题，提出了新看法。

在莫里斯的模型里，能量获取作为首要参数，代表着不同文明从动植物中获取能量的能力，也喻示着它们从资源中获取动力的能力；而社会组织方面，莫里斯则选择城市化，来作为衡量的标准，作者认为，城市化一方面与人类文明的组织能力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也更便于数量化测量；而在获取、组织的能力之外，信息处理对社会发展也极为关键，科学家和实业家们进行知识转移的能力，标志着不同社会信息处理水平的高低；最后，莫里斯令人意外地选取了“战争能力”作为第四个核心参数，他引用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名言指出，战争能力在1840年以后可是衡量文明发展最重要的参数。

借助这四个参数拟合出的“社会发展指数”，莫里斯详细分析了15000年以来的人类文明路径。通过15000年内，东西方文明的不同轨迹，莫里斯又提炼出了决定文明走向的三个因素：生物因素、社会因素和地理因素。莫里斯认为，生物因素、社会因素和地理因素共同解释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其中生物因素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因素显示了社会如何发展，而地理因素则决定了哪里的社会发展（或者倒退）得最快。很显然，莫里斯的理论属于“地理决定论”。

莫里斯框架的匠心独运之处在于，大大扩展了东西方比较的时间轴线。在过去，大部分学者比较的时间轴线，总是局限在近代以来的数百年里。这样的时间截取让大部分人认为，近代的西方是通过类似基因突变的方式，实现科技和经济的“起飞”，最终实现了对世界的统治。这样的研究，将西方统治地位的形成描述为历史进程中的偶然“变异”。例如，彭慕兰将 “大分流”的原因就归结为新大陆的发现和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而W.W.罗斯托则将西方最先实现“经济起飞”的内在逻辑，总结为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前约200年的时间内所发生的政治、商业和科技革命。这样的“短期决定论”，显然欠缺了对历史的长期解读，也不足以对充满偏见的“西方优越论”构成有力挑战。

莫里斯却巧妙地将“长期注定论”与“短期偶然决定论”结合到一起，以此为东西方的比较分析，提供了更充分的空间。这样的观察角度，让我们看到西方世界的领先并非是近几百年才出现的“新现象”，而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常态”。这个“常态”，有力地说明了地理位置的差异，是如何决定西方主宰着这个世界。同时，通过分析“常态”中包含的“非常态”——东方文明1000年的“短暂领先”，更是回击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一贯偏见。

不可否认，莫里斯在书中的叙述节奏略显缓慢冗长，其中提及的大部分“剧情”也都为人熟知，但他对历史细节的观察仍有其独到之处。譬如，他认定懒惰、恐惧和贪婪，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是这些表面的“不良嗜好”，却成为不同文明愿意投入冒险、创新的普遍内因；另外，莫里斯认为，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轴心思想（第一波是西方的古希腊哲学和东方的春秋战国思想，第二波则是西方的基督教和东方的佛教），并非来自文明的核心国，而是源自边缘国，因此轴心思想其实是边缘文明对高端统治国家所做出的回应，也是国家重组的结果，而非过去我们所认为的是国家发展的后果。

在最后一部分，莫里斯还依据他的“地理决定论”，对东西方文明的走向做出了预测。他认为，短期来看，财富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趋势已十分明显，但长期来看，东西方文明的边界将再度陷入模糊。到那时，讨论“东方压倒西方，还是西方压到东方”这类问题就显得不合时宜了。那时人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回应发展中的瓶颈和挑战。因此，莫里斯通过本书想要完成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廓清西方为何能够主宰世界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何保障人类文明在发展中，不会因为各种挑战和瓶颈而陷入崩溃，才是莫里斯试图回答的根本问题。为此，莫里斯在结尾处表示，“只有历史学界能够解释人类之间的差别以及如何防止这些差别消灭我们”。

150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东西方都经历过数次衰落和繁荣的更迭，但起码到现在为止，不同地区的人民都凭着智慧成功地应对了无数的挑战，并同时为全人类创造出了越来越多的福祉。所以，我们也无须为为人类的未来太过担忧。正如斯蒂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写道的那样，“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与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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