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1965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了一件青铜酒器何尊。其造型庄严厚重，纹饰精美。更重要的是，它上面镌刻的122字铭文，其中有一句：“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段铭文意味着何尊成为目前发现的西周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青铜器，也是“中国”二字已知的最早出处。
　　
不难理解，3000多年前的“中国”，与当下的“中国”有着迥然不同的内涵。从这种对比来看，我们就能直观理解3000年间“中国”的含义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迁。那么现在的“中国”究竟如何形成，“中国人”何以最终成为现在的“中国人”，这些关于我们“由何而来”的问题，也就成为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近年来，随着西方对我们民族问题的“异声”再度泛起，这些问题更是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热点，台湾学者王明珂就是其中的一员。随着他对这个领域的不断探索，他的经典之作《华夏边缘》也一版再版。2013年，最新的修订版《华夏边缘》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接触到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思考。
　　
在传统的“典范理论”范畴，“民族”或“族群”的界定通常借助于对客观特征的描述，例如肤色、语言、服饰、风俗习惯等等。这种观念影响到考古学上，客观特征就变成辨识不同民族遗存的“标签”，许多考古学者借助这些“标签”来追寻一个民族的源头及变迁。在这种典范理论下，学者们（以历史学者钱穆、考古学者邹衡为代表）认为，姬姓黄帝族和姜姓炎帝族，加上以商文化为表征的夏、商各族集团，组成了“华夏族群”最初的核心群体。在这种观点中，先周的陶器类别差异是探寻“华夏”源头的重要客观文化特征，分档鬲和联档鬲分别代表了姬姓族和炎帝族，而通过组合这两类陶器的出土地点，可以看出构成“华夏族群”的不同文化人群，最初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最终走到一起的。但是，“典范理论”在解释“周人族源”或“华夏族源”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困境。出土文物显示，分档鬲和联档鬲在不同人群的文化遗存中交织出现，无法验证传统学者提出的它们与姬姓族和姜姓族间存在的那种对应关系。这种困境暴露了传统“典范理论”的缺陷。面对这个缺陷，王明珂提出了自己的“民族边缘”理论。
　　
王明珂的“民族边缘”理论显然是受到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的启发。巴斯在1969年出版的《族群及其边界》中提出，“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非包括语言、文化、血统等在内的‘内涵’”。根据这个理论，王明珂认为，决定“华夏”或者“中国人”概念的，并不在于“华夏民族”的客观文化特征，而在于戎、蛮、夷、狄等围绕在“华夏”周边的那些“边缘族群”。同样的，造成“华夏民族”内涵变迁的动因，正是这些“边缘族群”在3000 多年内的不断变化。
　　
作为“华夏民族”西部的“边缘民族”羌族，是“民族边缘”理论的最好个案。王明珂认为，羌族在先周时期曾是周人并肩作战的亲密盟友，在周人克商的战争中，羌人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甚至于，王明珂猜想，羌族很可能就是“姜姓族”。但随着周人建立起正统的“华夏政权”，而姜姓族却不断对姬姓族掌权的周王朝发生威胁，羌人开始被归为华夏的“非我族类”。至战国后，尽管周政权逐渐衰落并最终瓦解，但周人建立起的观念，却成为此后的诸侯国及至历代王朝建立的合法性基础。反观“羌人”的概念，却随其生存的地域几经变迁。历史进程中，“华夏”为代表的核心族群的稳定性，与“羌”等边缘族群间的不稳定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恰恰反映出，“华夏”的定义，是在与边缘民族的摩擦和碰撞中最终形成的。
　　
对于这种碰撞，王明珂认为它代表了族群记忆的选择和遗忘。在王明珂看来，文献资料也好，考古文物也好，事实上都是核心族群的统治阶层用来建立民族认同的工具。对认同有益的“记忆”会被有意识地传至后代，而与认同有冲突的“记忆”则会被抛弃。正因此，传统的“典范理论”仅凭文献资料和考古文物去廓清民族起源，显然落入了先人们设下的“圈套”，遇到困境就不奇怪了。于是，王明珂提出，当代的族群理论并不回答“我们是谁”，而是解答“为何我们要宣称自己是谁”。“宅兹中国”代表的华夏主流意识形态，决定了周以后的各代统治者始终要以“华夏”为本源，才能在“华夏”建立起稳固统治。这也就解释了为何那些原本身居“边缘”的异族，在问鼎中原后都无法逃脱 “华夏化”的命运。
　　
尽管王明珂的“民族边缘”理论，在论证“华夏”与“中国”的形成过程中，其内在逻辑仍有待更精准的推导，实证证据也有待更丰富的细节。但是，王明珂或许的确指出了民族成形的真正奥秘，以促使我们重新去梳理固有的民族理论和观念。正如他在最后提到，借助《华夏边缘》，“我只是提出一个对‘过去’ 的新诠释，并以此理解‘当代’。若人们能将‘当代’置于历史与人类生态的深度了解中，相信也可以藉此反思、调整当前的各种政策与作为，以期臻于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