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句话用来形容新版《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出世”可谓是再恰当不过。还记得1996年《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刚出版时的盛况，人们对这位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一在解放后经历的好奇，令这本书甫一问世即一售而空。殊不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本书此后就一直未能再版，从而令此后众多想要了解陈寅恪晚年生活的读者陷入“一书难求”的困境。今天，《陈寅恪的最后20年》经过重新修订“重回人间”，这不仅是对这些年来“陈寅恪热”持续不断的一种回响，而且更是因为如作者所言，此书所书写的那段历史“已有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吧。

然而，新旧两版《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之间相隔了十几年的时光，在这十几年中，社会时代早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新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就提出了新的挑战。个人认为，这种挑战起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在研究资料上，这10多年来，“陈寅恪热”几乎让陈寅恪研究成为学界的一种显学，无论是专业的学者，还是非专业的陈寅恪的亲友，纷纷著述立说，一时间充沛的资料固然令陈寅恪的形象，远较1996年我们“初识”他时要丰富了许多，但却也令他慢慢陷入一种被“神话”的境地，以至于有些评论家喊出“劝君免谈陈寅恪”的话来。这种批评固然是针对文化界“一拥而上”的跟风习气而言，却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有关陈寅恪的资料和著述这些年呈现出井喷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大多发掘于16年前的资料，能否经受其它学者的研究而不被推翻，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事实上，陆键东的研究确实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从资料来源来说，《陈寅恪的最后20年》是在数千卷档案的积累上写就的，这些档案成为陆键东还原晚年陈寅恪生活最坚实的基础。有趣的是，尽管20年以后的今天，运用档案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早已成为一种常识，但是想要重新拥有陆键东获得的那种“先后在多个档案馆查档案，受到馆中人们的欢迎”的便利条件，恐怕就是一种奢求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陆键东在20年前就率先开始进行陈寅恪研究，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同时，陆键东的个人经历也让他在陈寅恪研究中占尽先机，他曾经就学的中山大学正是陈寅恪晚年生活的地方，而他毕业后曾供职广州粤剧团也与陈寅恪渊源颇深，这就使得他一开始就能接触到端木正、李稚甫这些陈寅恪晚年最亲近的“友朋”。这些“友朋”提供的口述资料，不仅成为书中极重要的史实内容，而且为作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关键线索。如今，这些老一辈的学人大多都已仙逝，后来者想要如陆键东那样从这些“老人们”的口中再度拼接出晚年陈寅恪的遭遇，可能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难能可贵的是，尽管《陈寅恪的最后20年》在16年前已经占有了众多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但陆键东在修订新版的时候，还是加入了其它学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以及陈寅恪亲人提供的最新资料。前者如陈寅恪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与中华书局之间在《金明馆丛稿》出版事务上发生的龃龉，就引证了金性尧、高克勤等学者2008年以来发表的文章。而后者则如，作者在新版中多处新引用了2010年以来对陈寅恪女儿陈美延的采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三姊妹在2010年出版的回忆录--《也同欢乐也同愁》亦出现在作者的注释当中。这么来看，这些新资料、新研究的出现，不仅为新版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也是强化了作者对陈寅恪晚年生活细节的考证和还原。

新版《陈寅恪的最后20年》遇到的第二个，也是更为严峻的挑战是，17年后，这本书中所反映的文化价值，是否还能与时代的现实与需求所契合。我们心知肚明，当下的时代与陆键东开始研究陈寅恪的那个年代相比，已经很少有人会再去关注知识分子的品质和精神，在大学学者都难逃功利泥淖的今天，陈寅恪留给后人的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已变成一句挂在嘴上的口号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当下的时代其实并没有变得比“陈寅恪最后的20年”那个时代更好。其中的不同只是，当年陈寅恪等知识分子面对的是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压制，而当下的知识分子们面对的则是现实功利的诱惑和陷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陆键东的这次“旧作新出”对现实的意义就是，唤起我们对前辈的记忆，并就此重新思考知识分子具有的价值以及应承担的责任。

要知道，正是在这本《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陆键东揭露了那个令人惊骇的史实：在那个特殊年代，陈寅恪在面对中央邀请其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时，竟会提出“不宗奉马列主义，且要求毛公或刘公给证明书”这个大胆请求。或者有人会据此认为陈寅恪过于傲慢和清高，却不知这实在是传统士人在面对权贵时本能流露出的自尊。这种“自尊”可追溯至晚清的清流那里，再自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传于陈寅恪，最终成为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在乱世中能沐浴到的少有的几道亮光。这种“自尊”也是陈寅恪在一生的学术研究中一直尊崇的，正如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中写道，“他（陈寅恪）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陆键东也说，尽管陈寅恪是一个历史学家，但他不仅有“史心”，而且有“人心”。也正是借助陈寅恪的这种气质和品格，陆键东将其作为对不同知识分子评判标准。借着这样的标准，我们读到了令人赞叹的陈序经、刘节，也读到了令人惋惜的汪篯、金应熙，当然还有卑微猥琐的康生等历史人物。在这种立场鲜明的臧否背后，暗通的实则是自太史公起就一脉相承的治史传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书里，作者诚然是在试图还原一位大师在特殊年代里的悲剧结局，但他却有意无意地展现了一幅知识分子在解放初期的众生相。在陆键东笔下，在陈寅恪晚年生活中“登场”的固然有陈序经、吴宓、梁方仲这些赫赫有名的学者，但也有黄萱、冼玉清、高守真这些几被淹没的名字。正是通过作者的记录，我们才得以知道陈寅恪作为一位“教授中的教授”所具有的强烈文化磁场，正是他的学识和品格，令他在晚年那段孤寂的岁月中依然吸引着众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陆键东曾在媒体访谈中谈到，在90年代初，他已对中山大学超过10位结局非常悲惨的教授留下印象，有心思慢慢去追寻他们的历史。当时立下决心要写出这些人的经历、以及他们所处的逃无可逃的时代。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最终不得不放弃计划。这样来看，《陈寅恪的最后20年》或许可以被看作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满足了他的愿望。

写到这里，恐怕我们已经毋须再多谈去重翻新版《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理由了。因为，它不仅还原了陈寅恪这位大师晚年的生活境况，而且还率先揭露了那个非常年代在文化层面上造成的伤害，更为重要的是，它包含了作者和被作者记录的诸多知识分子的回忆和情感，这一切都最终凝缩在一起铸成了这部传奇的作品。正如陆键东自己曾说过的那样，“这本书早已凝聚了康乐园几代人文学者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