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任务亟需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的场所……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更愿意在此地重建我的生活。”在自己的遗书中，斯蒂芬·茨威格如此表达自己对巴西的热爱。
　　
落于流亡的茨威格在巴西这个对欧洲世界极为陌生的国家，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尽管，他最终还是没能挣开流亡的现实带来的心灵痛苦，而选择与妻子一起自杀，但对于巴西这座“未来之国”的“发现”，或者可以看作是他向人类社会，特别是他“精神的故乡”欧洲，奉上的最宝贵的遗产。这个“发现”，不仅来自于上述那份饱含悲伤的遗书，而且还来自于那本《巴西：未来之国》。
　　
出版于1941年的《巴西：未来之国》，是茨威格移居到巴西不久后创作的一部“游记”。作为一位亲身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作家，茨威格自然不会简单地将这部“游记”写成一本风花雪月的作品。在这本书中，茨威格先是总括性地从历史、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展现了1940年代的巴西；接下来，他又撰写了自己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巴伊亚、累西腓和贝伦等几座核心城市的游历。用这种由宏观及微观的手法，茨威格尽可能全方位地勾勒出了自己眼中的那个“南美天堂”。
　　
在茨威格那里，巴西的魅力固然在于辽阔的疆域、醉人的美景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或者还在于它展现出的“惊人的发展速度”，以及在它其中崭新事物和古老文明间的互会融通；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巴西，不同阶级、种族、肤色、信仰的人彼此和谐共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新旧居民， “他们致力于尽快消除彼此的差异，成为完完全全的巴西人，共同建立一个团结的新国家”。正是这一点，让刚刚从屠杀和硝烟中逃离出来的茨威格尤为动容。
　　
稍微回顾一下茨威格来到巴西前的那段经历，能帮助我们更为理解他内心的这种“震撼”。茨威格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在维也纳大学读书时，他就已经发表了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那些融入了心理分析的小说，已经成为欧洲世界最为风靡的文学读物。一战期间，茨威格结识了罗曼·罗兰等欧洲知识界的名流，并受到他们抱持的和平主义观点的影响，从此成为一名反战作家。在1933年纳粹掌权以后，茨威格在欧洲的生活就逐渐艰难。在德国，狂热的纳粹学生焚烧进步作家和犹太作家的书籍，其中就包括茨威格的大批作品。1934年，奥地利政府又对茨威格实施了抄家，逼迫他不得不离开祖国。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茨威格离自己的“精神故乡”已经越来越遥远。1940年，取得了英国国籍的茨威格前往美洲，并最终来到“终老地”巴西，而这时的欧洲大陆正笼罩在纳粹屠杀的阴影中，陷于最黑暗的时期。纳粹在欧洲大陆步步紧逼的扩张和惨无人道的种族屠杀，与巴西社会一片兴欣向荣的和睦景象，形成了剧烈的反差。这种反差，令尚未陷入绝望的茨威格在刹那间，依稀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希望，所以他才会说道，“我已经看到了世界的未来”。
　　
当然，现实中的巴西并不真的就是一个完美的国家。在经济上，巴西或是所有大国中最依赖资源出口的，直到今天，尽管巴西在经济总量上已经位居世界第5位，但依然如茨威格笔下的个在黄金、橡胶和咖啡“三个国王掌管”下的巴西一样，铁矿石等资源还是支撑巴西经济的几根支柱；而在政治上，巴西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效率低缓也一直为人诟病，1992年以来持续爆发的中产阶级抗议浪潮正是针对于此；更不用说到处都是毒品、黑帮、枪械暴力的贫民窟，更是被许多人看作是巴西社会的毒瘤，我们只需从费尔南多·梅里尔斯的几部电影里，就能触摸到贫民窟的残酷，那里远没有茨威格笔下描写的那么浪漫，在茨威格眼中是一派充满生活风情的迷人的“随机与混乱”，背后实则也一样包含着人类社会中的黑暗。
　　
然而，我们依旧要感激茨威格“发现”的这个巴西，它是一位老人在临终前留下的嘱托和希冀。在这本《巴西，未来之国》中，老人用他依旧充满修辞风格的优雅文字，在带领我们去领略瑰丽的南美风情，同时也殷殷的期望后来者能从这里学习到和睦相处的方法，而彻底让人类社会告别暴力。正如茨威格在他最后一部作品《异端的权利》中写到的，“在每一个时代，暴力总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那么坚持精神事业的人们也应该改变形式，不断与之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