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杰夫

1972年5月24日，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在25年后重新回到北京。费正清此后回忆起这次故地重游时说，这次重返仿佛是“毕业40年之后的一次同学聚会”。在 “同学聚会”上，费氏夫妇见到了许多故人：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周培源、陈岱孙等。他们都是当年“太太的客厅”中的老面孔。只是，“太太的客厅”的主人梁思成与林徽因已不在人世，尤其是梁思恰巧于当年1月去世。费氏夫妇再也见不到他们在中国的“最好的朋友”了。

然而，即使有着如此遗憾，我们依旧可以从“聚会”的名册中，勾勒出费正清当年在华的交际圈。并且，在这份名册中，还应添上已经迁往台湾的胡适、蒋梦麟、王世杰、叶公超等。我们会发现，费正清的“老友记”几乎囊括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全貌。借着这一巨大的“富矿”，费正清在汉学研究的一开始就占据了明显的人脉优势。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费正清和他的“小伙伴们”的努力，让美国在冷战后期重新认识了中国；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似乎也有必要了解一下他的研究历程。1982年，费正清出版了一本名为“ChinaBound”的回忆录，回忆了他过去50年里（从1933年在牛津开始从事中国研究开始）的“中国情缘”。2013年，这部回忆录被译成中文，并起名为《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让我们有了一次机会，去全面理解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中国的真实看法和感情。

费正清在这本半访谈半自传性质的回忆录中，以自己是怎样与“中国研究”结缘开始入手。22岁的费正清认为，研究中国“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巨大挑战，同时哈佛以及美国都需要了解中国”。并且，他把自己投身于中国研究，与他的一位投身传教的叔祖父做了类比，称两者都是一种出于信仰的行为。或许，抬升到信仰的高度可能是作者期望能让自己的事业显得更为崇高，但这些文字同时也透露出，年轻的费正清就已意识到，要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找到一个契合点。

回忆录的二至四部分是整部作品的核心，其中最重要的是费正清对二战前后两次前往中国的回溯。第一次，尚是牛津大学学生的费正清，为了完成博士研究来中国生活了4年：这4年里，他不仅对于“中国北方、长江下游以及沿海地区的情况有了印象”，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学术领袖圈里结识了许多人；第二次，已是哈佛讲师的费正清，以美国政府职员的身份在战时回到中国：由于身份的不同，这一次费正清得以近距离观察到了中国统治阶层的实况，也接触到了中国国内的各种政治派别。也正是这次“中国旅行”后，费正清得出了国民党政府必将崩溃、中国共产党将会赢得内战的观点。战后的历史映证了这个观点，但也因此，费正清在50年代受到了麦卡锡主义者的指控和攻击。

回忆录最后的高潮，无疑是作者对中美关系出现转折的回忆。冷战后期，中美关系开始出现转机，并最终在文革后实现了正常化。那时的费正清作为美国国内中国问题权威，全程亲历了这一历史过程，并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影响了国家的政策决策。基辛格就提到，正是他与费正清的谈话改变了这段历史。不过，在跟随外交官员再度回到那座生活过4年的北京城时，费正清却发现这座曾经“足以让全世界城市嫉妒”的古都却早已物是人非——“城市早已失去了它原本的面貌”。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就这样舒缓地展现了费正清与“中国”间长达半个世纪的“纠葛”，然而，我们最后还是要提一下他观察中国问题的立场。表面上看起来，费正清的“中国朋友”可能并不比本国朋友少，但是他的“中国观”仍是服务于美国政策的。所以，我们无法用“亲华”还是“反华”来评价他的汉学理论，我们只能说，他在投身于研究之初时许下的目标，最终成功得到了实现：在学术上，他成为了中国研究的权威和泰斗；在政策上，他的研究则成为美国对华外交的理论基石。这样来看，费正清似乎更像是一位生活在现代美国的中式知识分子，而他的一生也有意无意地成为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最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