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发现“上帝的奥秘”，他们成了现代世界“接生婆”-严杰夫的约柜-财新网

文/严杰夫

如果让我来细数斯蒂芬?茨威格笔下的“人类群星闪耀”时代，17世纪一定名列其中。艺术上，这个世纪发展出了承前启后的巴洛克艺术；经济上，则是资本主义“扬帆起航”的时代——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拉开了帷幕；更重要的是，在科学领域，更是出现了“井喷”：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胡克、牛顿、莱布尼茨、哈雷……这些人类文明史上最耀眼的名字，都生活在这个世纪。

遗憾的是，“文科生”茨威格并没有发觉到这一个伟大的时代，在他那本著作中，我们没能看到17世纪的影子；倒是半个世纪后的美国作家爱德华?多尼克察觉到了这一世纪的光芒。在《机械宇宙》中，多尼克正是记录了这些名垂人类科学史的“明星”的事迹。

在提及这些伟大人物之前，多尼克首先让我们熟悉了17世纪的社会状况。他认为，我们有必要先要来认识一下，现代世界诞生前人类社会的样貌。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城市——伦敦自然是最好的例子。然而从外表看去，这座“伟大的城市”似乎依然过于“不堪入目”：“马车夫的叫喊声、发臭的垃圾、漫天飞扬的尘土……初来乍到的人在这个规模巨大的城市根本连路都没办法走好”。这样的景象，不用说与现代城市相比，即使是与古罗马时代的城市比较，都显得过于粗鄙和肮脏。

不过，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形，17世纪60年代伦敦接连遭遇了两场大灾难，更是让人们仿佛触摸到了“地狱”的边界。查理二世以及詹姆斯二世时代的海军部秘书塞缪尔?皮普斯的日记，成为后人了解这两场灾难的最好资料。对于1665年爆发的瘟疫，皮普斯刚开始是以一种漫不经心的笔调来记录的，他通过街头巷尾的传说记录到有些人已经被隔离，在这个时期，瘟疫对于伦敦城里的大部分人，尤其是像皮普斯这样的上流阶层来说，还是件遥远的事；但过多久，皮普斯就开始记录下触目惊心的景象，“死亡在城里蔓延”，并且已“是立遗嘱的时候了”。1665年的夏天，伦敦死亡的人数从6月的每周数百人到8月达到了每周6000人。后来的统计显示，大约有超过8万人死于这场瘟疫。

不过，瘟疫还只是伦敦所遭遇的第一轮打击。1666年，一场持续四天的大火，再次“洗劫”了这座尚未从上一场灾难中恢复的城市。1666年9月，大火从一间普通的烘焙铺子开始，然后迅速在这座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中蔓延。最后，大火几乎烧毁了这座城市六分之一的建筑，包括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有意思的是，记录了瘟疫的皮普斯再度亲眼目睹了大火的发生，他写道，“烈焰发出可怕的噪音”。

或许，伦敦在17世纪遭遇的情况有些夸张和极端，但却典型的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类社会的处境：在灾难面前显得极为无助和绝望。今天的我们自然知道，17世纪已经处在现代世界的“前夜”，经历了工业革命，跨过技术和文明的瓶颈，人类社会将不再惧怕“天灾人祸”。然而，对于一个生活在17世纪的普通人来说，那却是一个极端黑暗的年代。或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黎明前的黑暗”。

在这样的境况下，17世纪埋首于发现“新世界”的科学家们才愈发凸显出他们的伟大。不过，“牛顿们”自己一定会对这种“乱世出英雄”的庸常论调感到不屑。对于现代人来说，皓首穷经的研究代表的是对真理的向往和追求，但他们却仅仅把“科学”看作是一种兴趣。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破译上帝的秘密”。

对于那个时代的学者来说，整个宇宙都是复杂而设计完美的机制，是“上帝穷尽所有可能设计出的最好的世界”。所以，“牛顿们”认为，自己的职责并不只是发现宇宙的定律，也并非期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带来任何实际的应用。他们真正的理想是从表面的混乱中重现“上帝的秩序”。正如诗人亚历山大?蒲柏所说，“所有的混乱，都是不被理解的和谐”。

“牛顿们”相信，上帝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揭示真理，只是这些真理在历史中遗失了。古埃及人和古希伯来人曾发现了它们，古希腊人也一度做到，现在则轮到“牛顿们”了。在我们后世看来的“文艺复兴”和“科学启蒙”，在牛顿等人看来则应当是一种“敬虔”和“领悟”，归根到底他们把自己的发现和研究看成是一种“神启”——那些能够发现上帝奥秘的人，意味着受到了“上帝的拣选”。

而在17世纪，两种工具的发明更是强化了学者们的这种观念：显微镜和望远镜。前者帮助人们从微观领域观察到“上帝的精致”，后者则揭示了“上帝的宏大”，它们从不同的面向诠释了“上帝的完美”——“天际、跳蚤、苍蝇和羽毛的荣耀都要贵与上帝”。于是，罗伯特?胡克在《显微制图》里描摹苍蝇时所表现出的敬虔，就好像是见到神迹与天使的亚伯拉罕；而当他用显微镜观察人造的针尖和书页上的符号时，却将它们比作“长时间锈蚀的铁管”和“伦敦污泥造成的大污点”。这就是“人造物”和“神造物”间的差异。

同样，伽利略和牛顿通过望远镜对宇宙的运行进行的推测和考察，也同样是想要发现“上帝的秩序”。因此，伽利略尽管率先将数学引入到了自然科学的研究之中，却还是拒绝承认开普勒关于行星是沿着椭圆形轨道运行的观点，这仅仅因为他觉得圆形轨道才是“完美”的。但伽利略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对于物质运动的认识，还是给牛顿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所以，牛顿三大定律的伟大意义尽管在今天已经被人们所熟知，却很少有人认识到，牛顿本人对这些伟大发现感到欣慰的地方不是在于，它们在物理学史乃至于科学史上拥有多么伟大的原创性，而是在于他认为自己较同时代的人更能理解“上帝的法则”。所以，在《机械宇宙》里，多尼克写道，牛顿所有的研究都试图要让人更加虔诚、恭敬地面对上帝的创造。他的目的“不是使人迈向自由，而是让他们敬畏地跪下”。

然而，牛顿和他在“皇家学会”的小伙伴们的研究，却无意之间打开了“一扇门”。包括微积分在内的现代数学体系的建立，逐渐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宇宙似乎成为一座能够自行运作的机械，而无须外力的干扰，上帝在此也显得无足轻重了。而牛顿也本以为他精密计算下所揭示的物体运行规律，会让人更惊讶于上帝的大能，却未曾想自己却巩固了科学的根据，而降低了上帝的位置。最终，在牛顿的理论体系中，“上帝更像是一位缺席的领主”。于是，“牛顿们”本想是捍卫“上帝的宝座”，却意外打开了现代世界的大门。

有意思的是，除去记录“牛顿们”的各项壮举，多尼克在《机械宇宙》中也穿插了17世纪这些科学精英之间的恩怨情仇。这些“伟大精英”间的关系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般和谐，而是充满了“既生瑜何生亮”的猜忌和嫉妒。而在这一干人物中，牛顿更像是一个班级里经常惹是生非的“熊孩子”。他不仅和胡克关系恶劣，也和莱布尼茨争吵终身。牛顿的自傲让他的性格本就很难与人相处，因此碰到同样性格怪癖的胡克和莱布尼茨，便只能陷入“相爱相杀”的境地。

当然，这样的“花边消息”自然不可能消弭“牛顿们”的伟大，却反而更凸显了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复杂性格无异于常人，而并非是“上帝的圣徒”。正如拉格朗日在感叹 “宇宙只有一个，而牛顿发现了它”时，赫胥黎也指出牛顿是“一流的怪物”、“失败的男人”。

不过，还有一个故事是作者在书中未曾提到的。牛顿在晚年担任皇家学会主席的同时，还兼任了皇家铸币局的主管。只是，在经济学上，牛顿所表现出的学识却远逊于他在自然科学领域所获得的成就。这不仅表现在他那屡战屡败的“投资业绩”，还在于他在处理英国白银外流问题上的笨拙。不过，他对了减缓白银外流而提出的降低国家金币价格并稳定金币价值的方案，却误打误撞地提升了黄金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正是由于这个今天被经济学家们评论为拙劣的方案，却令金本位制度和中央银行所代表的现代金融体系也开始慢慢浮现出来。

所以，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牛顿领衔的皇家学会以及其他生活于17世纪的英豪，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更是全方位地揭开了人类历史新的一幕——有意或无意地，他们本想成为上帝的“十字军骑士”，却未料最终成为了现代世界的“接生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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