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著名的华文作家，白先勇创作的小说题材广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丰富多姿。特别是在女性形象方面，白先勇塑造了金大班、玉卿嫂等诸多深入人心的人物角色。

 

然而，尽管形象众多，我们仍能从中清晰地体验到白先勇的创作心路。根据白先勇的个人经历和思想发展，他的创作路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台早期创作阶段和赴美学习后的成熟创作阶段。正因为有着这两个前后分明的创作阶段，白先勇笔下塑造出的女性也类型鲜明，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那些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女性，这类人物尽管内心怀揣了对爱情的向往，但由于受到了传统社会的扭曲和束缚，不得不和周遭环境发生强烈的冲突，这类女性多见于白先勇早期创作的作品中，玉卿嫂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

 

第二类则大多是经历了由大陆及台北的时空变幻，个人命运因此出现重大转折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的个人经历前后拥有鲜明的对比，在这种冲突对比中，读者不得不感叹于命运在时代变化中的无常，而这类女性散见于《台北人》的各篇作品中，其中尤以金大班为典型代表；

 

第三类女性，则大多是在美留学的中国人，这类女性的生活背景大多是在海外，因此能直接感受到了来自西方强势文化的感染和冲击，然而她们的身上仍然大多背负着诸多中国传统女性的个性，这种内外矛盾导致了她们的个人命运，大多只能在东西文化的冲撞下无奈的随波逐流，这类女性“生活”于《纽约客》的几篇小说中，《谪仙记》里的李彤即为其中一员。

 

这三类女性构成了白先勇作品的重要骨架，也勾勒出白先勇在创作视野上“由国族立场到世界立场”的重大转变。正是从这些女性的身上，我们强烈地体会到，无论是传统语境还是现代语境，普通人的命运始终都是白先勇最关注的主题，她们的孤独，她们的渴望，她们的抗争，通过白先勇的笔尖缓缓流出，最终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欣赏到了中国女性鲜活的一面。

 

 文/严杰夫

 

1937年8月16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整整一个月，产妇马佩璋在南宁市中心的小乐园医院中诞下一男婴，刚刚上任才半个月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膝下也由此再添一子，是为白家五公子，取名先勇。2004年4月29日，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台北正式公演，由此昆曲这一中国古典曲种吸引了全世界艺术爱好者的目光。濒临消亡的昆曲由此死灰复燃。而在一场场青春和艳丽的戏曲光影中，却始终隐藏着一个满足的笑容。这个笑容的主人正是六十七年前的那个男婴——白先勇。

 

六十多年后的白家五公子，早已不需要父亲威名的荫庇，他自己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取得的成就，已足够紧随父亲为临平县的白家祠堂再添一根“光亮的门楣”。只是，在1937年的那年夏天，战势正急，国势日微，再加上广西全境闹起水灾，任谁也没有闲心去遐想下这位刚刚出生的白家五公子的前程。 

 

更不幸的是，这位白家五公子的整个童年，似乎都未能如正常孩童那般。白先勇甫一出生即遭遇战乱，先是跟随母亲躲避战乱，后又因父亲抗日所需，可以说自出生起，他就始终处于漂泊的过程中。而7岁时，又因为罹患肺结核，白先勇不得不过了2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这2年里，多数时候与其作伴的仅有一保姆、一厨子。正是在这动荡孤单的童年里，白先勇的性格渐渐变得敏感而又细腻，同时在内心深处也就此留下了一抹怎么也挥不去的孤独。 

 

幸好，随着抗战结束，白先勇的病情也逐渐稳定。于是，尽管仍离开在南京的大家庭，独自生活在上海，白先勇却已重新回到学校，开始慢慢地接触到外面更为广阔的世界。或者，可以说，正是繁华的老上海十里洋场，让白先勇见到了一个与之前他那封闭、孤独、清冷的空间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里，他听到了中国最华丽的古典戏剧——昆曲；在那里，他看到了那个时代上层名流的奢靡生活；也是在那里，他感受到了原来这个世界是如此生机勃勃，却又纸醉金迷。于是，这段经历，为以后白先勇的文学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成为他今后创作中十分重要的素材，所以，我们妄自揣测一下，正是这时，在刚满10岁的白先勇心中，那文艺的种子已在他纤细情感和逐渐成长开放的心智浇灌下开始慢慢发芽了。 

 

然而，内战的爆发和国民党政府的最终失败，白先勇不得不跟随父母离开灯红酒绿的上海滩，而退避香港，最终及至台湾。这场山河岁月的巨大变迁，再度对白先勇的人生和思想产生了极大冲击。包括自己的父亲在内，白先勇在从萌动走向成熟的年纪里，看到了太多“残山剩水”下的悲喜人生。而对于这种冲击下的情感诉求，或者正是白先勇最终放弃攻读水利专业，而最终选择文学方向的重要原因。在入读台大外文系一年后（1958年），白先勇的处女作《金大奶奶》在《文学杂志》正式发表，这标志着他自此正式走向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如今，在我们激赏白先勇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贡献时，仍然不能就忘记他写过的那些故事，塑造的那些人物。或者，正是因为情感上的细腻，因此白先勇的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出现频率似乎要高于男性角色。尽管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女性在白先勇心中的地位更高，但这起码表明，白先勇已经看到在大时代变幻的冲击下，女性遭遇到悲剧命运的机遇显然要高的多。 

 

也因此，在阅读白先勇笔下的那些故事，并为这些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们“殊途同归”的经历而感叹时，我们不得不感到这真正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近现代史。正如白先勇的同学兼好友欧阳子的评论，“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我们好像都可在《台北人》中找到……” 

 

整体来看，根据不同的创作主题，白先勇的小说作品大致被包含在《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和《纽约客》三个合集中。这三个合集中的小说，可以说分别代表了白先勇人生中最重要的三段时光和经历：大陆-台湾-美国，由此形成了主题各具特色的三个系列。我们通过这三个系列，更真实地感受到那三段时光中，白先勇身边的那些中国女性们，在时代变化中，在环境变迁中，是如何艰难却又努力地生活着。

 

寂寞的十七岁：爱的困境

 

1958年的夏天，在台大外文系刚读了一年书的白先勇，带着一股“初生牛犊”的勇气给自己心仪的《文学杂志》投了稿。白先勇的“大一国文”老师叶庆炳经常给《文学杂志》拉稿，于是白先勇就试图通过课堂作业的形式，希望叶庆炳老师能发现自己的作品并帮忙介绍。可是，过程并不顺利。叶庆炳老师始终没有给白先勇的作品以明确的意见。但白先勇却并没有因此放弃，而是直接把作品交给了专业课老师夏济安，夏济安恰恰就是当时《文学杂志》的主编。 

 

多年以后，白先勇在《蓦然回首》中，回忆起夏济安老师审读自己处女作时的情景，依旧记忆犹新：“我记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烟斗吸得呼呼响。那一刻，我的心直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夏先生却抬起头对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这篇小说我们要用，登到《文学杂志》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就这样，“白先勇”这三个字第一次作为作者的名字，出现在专门的文学杂志上，也就是这样，白先勇的文学创作之路就此开始延伸开去并越来越宽。 

 

从《金大奶奶》起，白先勇在此后的大学生涯中，陆续地发表了《我们看菊花去》、《玉卿嫂》、《藏在裤袋里的手》、《寂寞的十七岁》等十多篇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有的描写了旧的社会传统下妇女所受到的不公待遇，有的则反映了带有残缺的青春所展现出的晦暗和颓败。尽管这些作品题材各异，但整体来看，白先勇在这些作品中所表达的主题则大致是统一的。那就是个人感情世界中的孤独和不可交流。这些作品最后集结成一部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代表了白先勇最早的文学创作，也代表了少年白先勇眼中的这个世界。 

 

在处女作《金大奶奶》中，白先勇塑造了一个孤独而又凄凉的女性形象。金大奶奶凭着前夫的遗产，认识了金大先生。然而，金大先生在获得金大奶奶的财富后，却开始对她施加各种凌辱，乃至于全家上下包括佣人在内，都看不起金大奶奶。最后，金大先生甚至要把自己喜欢的戏子娶回家，并意欲将金大奶奶赶出家门。尽管处境孤独的金大奶奶，与金大先生和众人做了决绝地抗争，但结果当然只能是以惨败而告终，金大奶奶只能在悲愤交集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个故事，以一个小孩的眼光徐徐展开，看上去节奏舒缓，读来却字字见血。怪不得夏济安要对这篇小说以“老辣”的评价。白先勇在小说中鲜活地塑造了一个孤独凄凉的女性角色。可以说，是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让执着向往爱情的金大奶奶陷入了孤独；也可以说，少儿时期“与世隔绝”的白先勇敏感地发现，人的感情世界很多时候就是孤独的同义词。 

 

而在《寂寞的十七岁》中，另一个让读者耳熟能详的女性形象“玉卿嫂”，同样表达了作者对人类感情彼此间隔的遥远及由此带来的孤独感的哀叹。中篇小说《玉卿嫂》发表于1960年，在白先勇的早期作品中篇幅最长，也被认为是早期作品中结构最完整的一部作品。 

 

同《金大奶奶》一样，《玉卿嫂》的故事情节，同样是以正值少年的“我”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在小说中，玉卿嫂是一位被婆家赶出来的孤孀，被生活所迫来到“我”家里帮佣。在之后的相处中，“我”渐渐发现原来玉卿嫂偷偷地养着一个男人，名叫庆生。由于“我”对玉卿嫂有好感，也爱屋及乌地对庆生有天然的亲近感。然而，正是通过“我”，庆生偶然地认识了戏班的戏子金燕飞，两个人迅速产生了感情，并不幸被玉卿嫂发现。最后，玉卿嫂自觉无法再挽回与庆生间的感情，于是最终下定决心让自己和庆生“玉石俱焚”。 

 

可以说，前后两部小说在主题表达上十分相似，然而书中的主人公在感情表达上所采取的手段则有云泥之别。简单地说，就是玉卿嫂在感情的激烈程度上远胜于金大奶奶，在抗争的方式上也更加主动，因此决绝的心态也就更彻底。 

 

玉卿嫂这种激烈的感情和决绝的态度，实则在作者描写玉卿嫂与庆生做爱的那段场景时，已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白先勇在描写这个场景时，是这样写的：“玉卿嫂的样子好怕人，一脸醉红，两个颧骨上，油亮得快发火了。额头上尽是汗水，把头发浸湿了，一缕缕的贴在上面，她的眼睛半睁着，炯炯发光，嘴巴微微张开，喃喃呐呐说些模糊不清的话。忽然间，玉卿嫂好像发了疯一样，一口咬在庆生的肩膀上来回的撕扯着，一头的长发都跳动起来了。她的手活像两只鹰爪抠在庆生青白的肩上，深深的掐了进去一样。过了一会儿，她忽然又仰起头，两只手擓住了庆生的头发，把庆生的头用力揿到她胸上，好像恨不得要将庆生的头塞进她心口里去似的，庆生两只细长的手臂不停的颤抖着……”玉卿嫂和庆生间的悲剧结局，似乎一早就埋伏在此地了。 

 

在对比完《金大奶奶》和《玉卿嫂》后， “慧眼识珠”的读者一定会发现白先勇的这两篇早期作品中，明显带有《红楼梦》的痕迹。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夏志清在评论《金大奶奶》时就指出，金大奶奶最后的自杀可能是借用《红楼梦》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的写法；而《玉卿嫂》中，“我”尽管只是个旁观者，却、在玉卿嫂和庆生的爱情悲剧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这种伏线的手法不也正是《红楼梦》最典型的叙事手段吗？ 

 

无论如何，我们从这两部早期代表作可以看到，白先勇在一踏上创作之路开始，就对人类感情交流间存在的困境给予了敏锐的关照。可以说，这与其年幼时期的成长经历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困境此后成为白先勇作品中最常表达的主题。只是随着白先勇的成长，以及接触的世界越来越大，他对困境产生的原因剖析也在不断深入，由此得以形成了更为宏大和多元的关注视角。 

 

然而，在这其中始终不变的是，在白先勇笔下的那些女人和男人，他们的感情世界中始终都是那样苍白孤独。

 

台北人：江山变色下的残山剩水

 

1952年，白先勇从香港到达台北，终于与先期到达的父母实现团聚。尽管是作为“败军之将”败退台岛，但无论如何白家终于能摆脱战争的侵扰，而齐聚稳定下来，这始终是值得高兴的事。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直到1963年1月赴美留学，11年的时间让台北成为白先勇出生后最熟悉的城市。 

 

尽管身为将军的儿子，但来台后，白先勇并没能依靠父亲得到任何特殊待遇。由于历史上，父亲白崇禧与当权者间始终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到了台湾以后当然就备受冷遇，当时的白崇禧被认为“仅较张学良、孙立人略胜一筹”。更令人感到寒心的是，不仅仅在政治上被边缘化，而且白崇禧的人身自由也受到当局的限制，曾经领兵百万的枭雄沦落到被特务监视的地步。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艰难的时世下，白将军与夫人马佩璋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努力为子女营造出温暖的家庭环境。这也是先勇他们兄弟姐妹在成长过程中未能明显受到政治的影响，并在成年后大多获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原因。 

 

然而， 1962年底，母亲突然病发去世，这给刚刚大学毕业的白先勇在心灵上造成了巨大震动。在后来的回忆录中，白先勇如此说道，“母亲的死亡，使我心灵受到巨大无比的震撼……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而深深感到其无可抗拒的威力”。可以说，母亲的离去意味着白先勇人生中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及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此，他将要独立地面对这个世界。1963年1月，母亲的丧仪刚刚举办结束，白先勇便只身飞往美国爱荷华州，开始了新的人生。 

 

1964年1月，白先勇在《现代文学》第十九期上发表了《芝加哥之死》，而在此之前，他已整整两年时间没有发表作品。所以，这篇作品的发表也代表了白先勇新的创作阶段的开始。由于已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经受了一年的职业写作训练，白先勇也自此开始由此前的“主观创作”进入到更为专业的“客观创作”中。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白先勇几乎是穿插式地完成了《台北人》和《纽约客》（亦被称为“海外中国人”）两个系列。尽管《纽约客》中的《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楼去》等几部作品，要比《台北人》开篇之作《永远的尹雪艳》发表的时间要早，但由于两个系列反映的主题有着“本土”和“海外”的差异，因此我们在这里仍习惯性地按阅读心理的顺序，将《台北人》排在《纽约客》之前。 

 

1965年4月，《永远的尹雪艳》刊登在《现代文学》第二十四期。这就是《台北人》系列的开山之作。在这个故事中，女主人公尹雪艳本是上海百乐门的红舞女，是老上海滩十里洋场新贵们追逐的目标。随着旧政权退出大陆，尹雪艳也跟着来到台湾，并很快在台北再次成为“旧贵新知”们趋之若鹜的对象，而尹公馆也因此成为上流社会的寻欢乐土。 

 

可以说，正是这个《台北人》系列开篇之作中的女主人公，成为白先勇追忆旧日上海盛世繁华的“地标”。在白先勇的心里，就像那永不会褪尽繁华的上海滩一样，尹雪艳也是“永远的尹雪艳”，所以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尹雪艳总也不老”。对于《台北人》系列里的其它女性角色，例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大班、《游园惊梦》中的钱夫人，我们总会生出一种英雄迟暮的遗憾和悲伤。然而，在尹雪艳的身上，作者却似投入了自己的满腔热情，塑造出了这样一个充满魅惑的角色——“尹雪艳着实迷人。但谁也没能道出她真正迷人的地方”。 

 

然而，这个“迷人的”、“总也不老”的尹雪艳却是标准的男人克星。从老上海滩到台北，凡是与尹雪艳关系亲密的男人，最后无不都落得一个悲惨下场。而这不正像是旧政权坍台前，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那些灯红酒绿的上流生活吗？这种生活，与法国历史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的中国日常生活》中，杭州城在遭遇蒙元入侵前所洋溢的华丽奢靡的景致，是何其的相似；这种生活与《红楼梦》中，“大厦将倾”的荣宁二府那瓷瓶般的富贵繁华，又是如此的相同。 

 

白先勇正是要借着“尹雪艳”这个象征性极强的人物角色，想要重现那段盛衰在倏忽间转换的民国史吧。所以，首篇《永远的尹雪艳》正是为整个《台北人》系列定下了这样一个基调：借着小说中的人物来重新书写那段“民国历史”，所以夏志清先生在《白先勇论》中认为， “《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 

 

然而，白先勇并不想就这样简单地去重复表达那种象征“欲望”的美丽。因此，在《台北人》系列中，更多的人物形象则是想要表达，在“时世迁移”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的挫败和失落。因为新近拍摄的电视剧，大陆读者十分熟悉的“金大班”正是其中一个典型。 

 

同尹雪艳一样，“金大班”金兆丽也是一位流落到台湾的旧上海风华绝代的舞女。但与尹雪艳不同的是，这位将从风月场上隐退的金大班，当年的那种风光显然已开始慢慢消亡。尽管表面上金兆丽仍然夹裹着“舞场大班”的威风和气场，但嫁给一个六十岁老头的归宿，才真正揭示了金大班的悲凉命运。 

 

在小说中，白先勇借助人物角色的回忆，以及一位年轻舞客的角色设置，来完成了金大班命运的前后对比。金大班以前在上海曾和一个比自己年纪小的男人发生过一段感情，这也显示了她曾经是一个敢爱敢恨、为爱执着的女性，于是我们在知道她为了生计，最后不得不嫁给一个老头时，一种不可逆转的宿命感就在主人公前后两种境地的比较中油然而生。读到此处，我想许多人恐怕都会长叹一声“往事不堪回首”。金大班这种前后对比强烈的人物形象，正是白先勇在《台北人》这一“民国史”系列中想要努力塑造的，而这些人物的命运，也正是白先勇的父亲及许多 “外省人”的真实写照。 

 

与《寂寞的十七岁》相比，《台北人》在主题表达和写作技巧上，可以说都要成熟许多。然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者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人类感情世界的孤独感。只是，在《寂寞的十七岁》中，人的孤独感来自于爱的需求未能得到满足，而在《台北人》中，这种孤独感则来源于江山变幻的时代里，每个亲历者心中的那片“残山剩水”。

 

纽约客：繁华都市中的迷离

 

因为几个哥哥姐姐都住在纽约附近，1963年，白先勇来到美国后第一个落脚的城市即为纽约。在纽约度过的两个暑假期间，白先勇一个人住在曼哈顿六十九街的一间公寓中，除了日常的工作学习，其余的时间就常常在曼哈顿四处游荡。 

 

正是在美国，特别是初到纽约的生活经历，让白先勇更切实地体会到什么是“国际都市”。白先勇回忆起刚到纽约，自己在街上游逛的感受时说道，“纽约曼哈顿像棋盘似的街道，最有意思的是，每条街道个性分明，文化各殊，跨一条街，有时连居民的人种也变掉了，倏地由白转黑，由黄转棕。纽约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移民大都会，……个人的悲欢离合，漂浮其中，如沧海一粟，翻转便被淹没了。” 

 

于是，在那两年夏天，白先勇心中搜集下的种种画片，慢慢在笔下转成一系列“纽约故事”。1965年春，白先勇开始撰写《谪仙记》，并将之当作是《纽约客》系列的首篇。就这样，白先勇将自己的创作开始同整个世界联接起来，著名的白先勇研究专家刘俊把白先勇的这种转变称为“从国族立场到世界主义”。而在《谪仙记》中，白先勇十分鲜明地表达了这个主题。 

 

《谪仙记》写了四位结伴到美国读书的女人，从风华正茂到成年结婚的故事，作者尤其着重描述了李彤的悲惨命运。在小说中，这四位女人曾是上海一所贵族女子中学的同学， “家世都差不多的显赫”，但李彤家里最有钱，因为“父亲官做的最大”。因此，李彤也是四位女人中心气最孤傲的，在许多美国人眼里，她简直就是“中国的皇帝公主”。但不久之后，李彤父母为躲避国内战事逃难去台湾，乘坐的太平轮却出了事，于是双双罹难。在遭遇到这样的创痛后，李彤的性格变得更加玩世不恭，尽管她在学习和工作上仍然超越常人，可是始终无法平复和医治好自己的心结，最后选择在威尼斯投水自尽。 

 

可以说，李彤的悲剧命运正是来自于“国族立场”和“世界主义”相遇时，所产生的冲突。小说一开头在叙述四位女孩在挑选国别角色时，李彤就挑选了“中国”，而且李彤的旗袍也是“红的最鲜艳”，作者在李彤身上设置了这样一个鲜明的国族立场。然而，在来到美国之后，当自身的民族特征与他族文化或世界文化之间产生差别和比较时，自身民族所具有的弱势，却不得不让李彤陷入一种失落和迷惘。在这种迷惘中，李彤不得不开始开始怀疑自己所拥有的国族立场的意义。而父母的遇难，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切断了李彤与自己祖国在血脉上的联系，于是李彤便好似成为一个飘荡在大都会中的“无根的人”，也正是这种无根的感觉，让李彤在性格上逐渐走向极端，并最终自我毁灭。 

 

《谪仙记》里这种对于“根”的探讨，是白先勇到美国重新提笔后，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主题。这种小说主人公在与“根”分离后，甚至由于各种原因“失根”以后的孤绝感，则更是白先勇想在作品中表达的感情。也因此，在《谪仙记》的题跋中，白先勇引用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他觉得海外中国人心中常常浮出的孤独，正如同“天地之悠悠”那么深远。 

 

在《谪仙记》之后，白先勇又继续创作了短篇小说《谪仙怨》。《谪仙怨》在篇幅上远短于《谪仙记》，但从类似的题目上即可看出，白先勇在这两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主题是类似的。 

 

《谪仙怨》的女主角叫做黄凤仪，曾是一位官宦人家的小姐。然而，与《谪仙记》中的李彤不同，黄凤仪来到美国后却沦落成为风尘女子，但却有一个有趣的雅号——“蒙古公主”。显然，在这部作品中，白先勇想要通过“风尘女子”和“蒙古公主”间天壤之别的地位差距，来进一步加剧主人公身上所背负的那种身份冲突。前后不同身份间的强烈对比，在客观上是由东方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处于明显的弱势造成的，而在主观上则正是主人公在“世界主义”面前对“国族认同”的一种迷失。在充斥了物质和文化的都市里，尽管曾经有着公主一般的身份，然而为了拾回曾经的虚荣，黄凤仪却选择了投身到“金钱至上”的消费主义观念中。所以，如果说，在《谪仙记》里，白先勇仍然更多地是在批判和反思自我的心理迷失的话；那么，在《谪仙怨》里到，白先勇已经开始批判和怀疑始终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了。但不管如何，无论是自我在东西冲突中迷失也好，还是西方文化中同样存在着误导和诱惑，李彤和黄凤仪最终都在美国“谪仙”了，曾经的“公主”如今都已成为“堕落天使”，而眼前大都市的繁华却仍旧与她们无关。 

 

从《十七岁的青春》，到《台北人》，再到《纽约客》，无论是早期的青春系列，还是“台北人”和“纽约客”系列，白先勇塑造的角色背后大多笼罩着一股浓郁的孤独感。只是这种孤独感，早期仅仅是一个令人有些忧郁的影子，后来却化成一团巨大的黑洞。人和人间交流的困境，江山变色下的环境落差，东西对比下的强烈冲突，让身处桂林、上海、台北乃至于纽约的中国人心中都暗藏下一抹孤独。就这样，白先勇将他儿时曾切肤体会的孤独感，浸透到了自己的文字里，再通过那一个个鲜活的角色，这么多年来不断地打动着每一个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