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以为是”在很多人眼里是一种被鄙夷的秉性，但对于人类自身来说，这种“陋习”却是与生俱来的。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写道，“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地球上一切美丽的东西都来源于太阳，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来源于人”。人类就是这样理所应当地自视为“万兽之王”。

 

当然，有一些人保持着清醒，而去认真思考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真正位置。自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以降，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同样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大灭绝时代》 （美）伊丽莎白·科尔伯特 著 叶盛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年5月版

 

一

 

在贾雷德·戴蒙德看来，现代人类的诞生，只是基因演化过程中的“一小笔新玩意”。基因学研究显示，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组仅有不到2%的差别。戴蒙德引用的是生物学中人尽皆知的结论，这位后来写出了人类文明史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家，之所以在其第一本科普作品《第三种黑猩猩》中提到这点，就是为了告诉读者，其实人类与其他动物尤其是灵长类动物间的区别，在本质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不仅如此，戴蒙德还试图从进化史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人类与猩猩的分化已是十分晚近的事，大约发生在600万年到800万年之前。这意味着，在大地众生中，人类是一个极为“年轻”的物种。所以，这些遗传学和生物进化学上的结论都在告诉我们，人类其实就是“第三种黑猩猩”。

 

戴蒙德的这种观点，与英国学者德斯蒙德·莫利斯的观点极为相似。不过，后者给人类起了另一个“学名”：裸猿。在书名就为《裸猿》的作品中，他比戴蒙德走得更远。他从人类的起源、性行为、育儿、探索与游戏、斗争、觅食和进食、整饰和安抚等多个面向，来探讨人类习俗中随处可见的动物习性。在莫利斯看来，人类做爱、工作、医疗、化妆等这些看似区别于动物的社会行为，其实都带有浓郁的生物性。这些证据也表明，在动物学观点看来，人类无疑就是一种猿猴，只是个别方面稍有特殊。但这些特殊之处并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终究“我们仍然只是卑微的动物，受制于动物行为的一切基本规律”。

 

 

《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 （美）贾雷德·戴蒙德 著 王道还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年5月版

 

二

 

当然，仅仅认识到人类的 “动物性”，尚无法完整描述“裸猿”或者“第三种猩猩”对于地球生态圈的影响。只有真正了解“它”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区别，或者说“它”在生物进化链上实现的飞跃，才能帮助我们认识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

 

在人类通常的观念里，大多数人会认为，自己所建立的文明以及所取得的技术成就，将地球生命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生物学家眼里，人类“突变”所带来的影响却并不值得夸耀。《纽约客》评论员伊丽莎白·科尔伯特就是其中一员。在她的《大灭绝时代》中，人类几乎成为生物进化链上“基因突变”后产生的“恶性肿瘤”，它带来了新一波地球生物的大灭绝。

 

“大灭绝理论”产生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代。其基本观点是，在整个地质发展的过程中，地球经常发生各种突如其来的灾害性变化。每经过一次巨大的灾害性变化，就会使几乎所有的生物灭绝。今天我们都知道，地球生物演化史中，经历过五次大规模物种灭绝。第一次发生在4.5亿年前的奥陶纪晚期，最具破坏性的一次灭绝则发生在2.5亿年前的二叠纪末期，而离今天最近也最为有名的一次物种大灭绝则发生在白垩纪末期，这次灭绝的物种中就包括恐龙。而美国的两位学者近期指出，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正在发生，造成这次灭绝的原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类。

 

在居维叶时代，科学理论的建构还不像今天这样必须依赖枯燥而晦涩的实验数据。居维叶们依靠收藏家的古化石，天马行空地提出颠覆性理论。但是，即使居维叶们的大多数观点被后世证明是错误的，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就好像是先知，为后辈的研究指明了方向。而他们凭着想象力构建起的理论，更是如此诗意和壮丽。这或许才是“大灭绝理论”打动后人的真正原因。

 

法国动物学家乔治·居维叶提出“大灭绝理论”的时候，达尔文还没有乘坐“小猎犬号”去为进化论寻找证据。但有意思的是，从某种程度来说，居维叶的“大灭绝理论”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有着巨大的影响。居维叶的好友查尔斯·莱尔在“大灭绝理论”的影响下，出版了三卷本的《地质学原理》。《地质学原理》一面世即受到追捧，在它的读者里，就有年轻的查尔斯·达尔文。此后，达尔文在回忆起自己当初的研究时，毫不回避地提到，“我感觉自己的书有一半来自莱尔的头脑”。

 

不过，无论是居维叶还是达尔文，尽管他们已经隐约察觉到“大灭绝”和“进化论”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却始终未想到将这两个生物学上的经典理论整合到一起。直到生物学家开始研究过去1000多年里所灭绝的动物之后，才发现人类这一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异数”，正扮演着新一轮物种大灭绝的“祸首”角色。

 

 

《裸猿》 （英）德斯蒙德·莫利斯 著 何道宽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3月版

 

三

 

科尔伯特在《大灭绝时代》里写道，从居维叶开始到达尔文，再到当代生物学家，他们的研究都证实，无论是1万多年前的“巨型动物大灭绝”，还是今天的物种灭绝，背后都可以看到人类的影子。而且，在这一波大灭绝过程中，物种灭绝的节奏与人类种群的扩张过程相吻合。猛犸、乳齿象、大地懒这些古生物的灭绝，正好是人类扩张的初期。所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人类从出现在地球上那一刻起，就成为其他生物的噩梦。更令人惊讶的是，现代人类的扩张，不仅导致了大量动物种群的灭绝，也导致了如尼安德特人等古代直立人的灭绝。

 

今天，如果我们稍微正视人类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不会沾沾自喜于自己的文明成就。包括大航海冒险、农业文明的兴起在内，这些在教科书中一直都被作为人类引以为豪的功绩和成就，在生物学家眼中却是确凿无疑的“罪证”。科尔伯特表示，“人类有了以形象和符号来表达世界的能力，也就有了改变世界的能力。而巧合的是，这也恰恰是毁灭世界的能力”。

 

这就是人类之所为人类的本质：“它们”是一种病媒，将病毒播撒到地球每个角落；“它们”也是自然界独有的嗜杀物种。“滥用环境、走上自毁之路，不是现代人发明的把戏，而是人类史上源远流长的原动力”。

 

当然，无论是戴蒙德把人类称为“第三种猩猩”，还是莫利斯把人类看作为“裸猿”，亦或是科尔伯特将人类视为“第六次大灭绝”的元凶，都并非是要刻意的“反人类”。那种观点只会受到好莱坞影视剧的青睐。在此前的电影《猩球崛起》，以及新近的HBO连续剧《万兽之地》（ZOO）中，都设想了动物企图对人类统治地位进行颠覆之后的世界。但很显然，这并不是戴蒙德们想要表达的，真正对我们来说有价值的思考，是如何正确认识人类的地位，以及我们与动植物之间的关系。就好像莫利斯在《裸猿》结尾处写道的那样，“我们必须长期而又严肃地把自己看作一种生物，以此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竭力避免因自己而带来的生态悲剧，并避免这一悲剧最终危及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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