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蓝诗玲《鸦片战争》

 

文/严杰夫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虚构了一幅场景：1848年，在与中国的战争失败后，英国沦为殖民地，满洲大人耆英成为英国总督，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被押往北京成为人质，在幽禁了13年后孤独地死去。

 

莫里斯的细腻描写，让人几乎以为这是真实的历史。然而，人们都清楚，1840年爆发的那场战争，大清军队在英军面前不堪一击。作为道光帝的代表，耆英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屈辱性条约——《南京条约》。由于这场战争由鸦片贸易的纠纷引起，后世通常将其称为“鸦片战争”。

 

有关“鸦片战争”的过程和结果，我们在从小学开始的各类教科书中就反复讲授，这被视为充满屈辱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依旧会有疑问，为何当时的中国军队在英国人面前如此不堪。教科书和历史学家惯常的解释显然过于笼统：一个落后的闭关锁国的专制国家的军队，在实力上远远落后于已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霸主，这场战争的结果似乎从一开始就已注定。但这样的解释无法真正解除人们的疑惑。

 

事实上，在战争爆发前，英国国内许多观察人士和政客都不看好这场战争的结果。面对神秘的东方大国，英国人最初并没有必胜的信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发展水平的确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争结果，但这却不是能影响战争走向的唯一因素。历史提供过绝佳的反驳案例证明，英国人在面对弱小的不发达国家时，并非不可战胜。几乎就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同时，英国人自1838年起，连续三次对阿富汗发动侵略战争。但每次英国军队都惨败而归。特别是在第一次英阿战争中，阿富汗民众的抵抗，让3万多人的英军入侵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当时的大清，在综合国力上远强于阿富汗。但面对同一个对手，两个国家的表现却有如此惊人的差异。历史给出的这一奇特画面在提醒我们，有必要去重新审视175年前的“鸦片战争”。

 

有意思的是，抱着同样迫切的心情想要重新“认识”鸦片战争的，不仅是中国人，也有英国人，那就是英国学者蓝诗玲。

 

 

蓝诗玲最初被中国人认识，并不是因为她的历史研究，而是因为她的文学翻译。蓝诗玲是一位资深的中文作品翻译者，经她手译介到英国的中国作家有鲁迅、张爱玲、韩少功、阎连科等。而与“鸦片战争”这段历史结缘，则可追溯到蓝诗玲1997年在南京做交换生的时期。在那段时期，蓝诗玲看了谢晋导演的那部号称“新中国制作最昂贵的”《鸦片战争》，并且还前往静海寺——《南京条约》签订地——“近距离”接触鸦片战争的历史。正因为这段经历，蓝诗玲发觉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英国人，竟然对这场战争如此陌生，但在中国人的心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于是，蓝诗玲开始利用中、英文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研究鸦片战争的历史，结果便是这部“细节与熟识的历史大不相同”的《鸦片战争》。

 

或许是文学家对细节的特有敏感，以及女性所拥有的特殊视角，让蓝诗玲的这部《鸦片战争》提供了与众不同的历史叙事。首先，这种不同体现在外交观念上。长期以来，许多人都觉得，鸦片战争爆发前的中国官僚和知识阶层，在对待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时候，表现出的是一种可笑的自大和傲慢。但蓝诗玲却认为，清统治者对外部世界的排斥其实是出自“对自身安全的关注”，19世纪欧洲人却将这种关注解读为仇外情绪。这种误读在后世对18世纪马嘎尔尼使团的历史考察中尤为明显。于是，在清朝统治者和西方国家之间就形成了一道巨大的观念鸿沟。

 

 

对于清朝皇帝来说，汉唐时代逐步形成的朝贡体系才是他们观念中理所当然的外交处理准则；但对脱胎于欧洲自由贸易体系和海权争霸的英国来说，重商主义原则下对自由贸易的拼死捍卫才是最要紧的事。所以，在战争爆发之前，中英两国的决策者明显都是在自说自话，甚至可以说，直到《南京条约》签订后，道光帝和他手下的“肱骨之臣”也没有真正明白英国人发起战争的真正诉求。

 

这种不同也体现在国族的认识上。很少有人会认识到，在西方人的威胁到来之前，清帝国内部社会早已四分五裂。但对当时的英国人来说，只能简单地将皇帝和贫民、汉族和满族均简单地看成同一种“中国人”。殊不知，作为近代民族概念上的“中国”那时还没有成型。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或许才能理解，为何在同一个敌人面前，作为“天朝上国”的清帝国的表现远逊于其西部邻居。对此，蓝诗玲详细描摹了中英战争爆发后清帝国内部不同人群的不同反映。她既发现了因不满满族官僚而临阵脱逃的汉族士兵，也发现镇江城内为保全家族而浴血奋战的八旗子弟，更发现为了维护村庄既有秩序而抗击英军的三元里民兵。她写道，“19世纪的中国并不是个天生就排斥外来事物的国度，而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会，能对外部世界做出多种反应……”。

 

对于大清国内部这种四分五裂的状况，蓝诗玲认为，后世的评价被抹上了太多意识形态而陷入过度诠释，唯一合理的结论在于，这些不同人群拥有的唯一共同点在于，他们的行为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安全考虑，却丝毫未曾真正站在国家角度去考量。尤其对于清朝皇帝来说，黄河泛滥、少数民族叛乱才是头等大事。而英国人的侵犯，无非同明朝沿海地区的倭乱一样。于是，这场在当时的英国人眼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争，对于众多中国观察者来说，终究不过是“帝国其他边疆地区的低风险骚乱这一宏大叙事中的边角料而已”。

 

当然，抛开这些重大问题上的差异，蓝诗玲还发现，当时的中英两国之间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譬如两国的决策机制都充满官僚主义色彩，两国内部的政治也都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这些表面的相似性，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两国最终“擦枪走火”，并造成难以挽回的悲剧。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像蓝诗玲这样重新审视鸦片战争，自然再次确认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是不可置疑地带有被侵略、被殖民国家民众的鲜血，但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我们，如何从更多维度去看待文明间的冲突。事实上，即使在今天，英国霸权已烟消云散，中国却开始崛起，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许多人的观念依旧停留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像鸦片战争爆发时的英国人一样，他们仍将中国的“统一”等同于西方民族国家的“统一”，却完全忽视东方大国内部所拥有的复杂性。

 

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不仅导致庸俗的“中国威胁论”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市场，同样也导致许多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后，表现出严重的“水土不服”。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嘉士伯、百威等跨国啤酒巨头，一味追求商标的统一性，即使在大肆并购了众多中国地方酒厂后，依旧难以打开中国市场，这一切就好像是鸦片战争后，英国商品在中国依旧遇到无法卖出的尴尬境地；反观青岛、华润等中国本土啤酒企业，由于懂得中国市场特有的地域认同性，在并购地方啤酒厂的同时，尽可能尊重和保留地方品牌，取得了良好效果。如今的华润仅依靠内地市场，就已在销量上跻身全球一线巨头行列。

 

从这个角度来看，蓝诗玲对鸦片战争的“再认识”，或许在组织史料以为观点提供严谨的凭证方面仍稍显生疏，但最重要的是，她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帮助我们去重新审视文明间的碰撞和冲突。如她在绪论中提到的，“这是一段对全球政治依然能产生强烈共鸣的历史”，这种共鸣提醒我们，在认识和观察“他者”文明时，理解其内在的复杂性或许比提炼它的特征要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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